从伦敦回来以后,我病了一场。
不严重,就是发烧,烧了三天。张妈说我是在伦敦淋了雨,我心里知道不是——是某种东西烧完了,剩下的灰烬在往外冒。
病好以后,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所有跟韩雾有关的东西,收进一个箱子里。
那副黑手套,那套只剩五张的唱片,那本扉页上写着“练琴别偷懒”的谱子,那枚银色的音符胸针,那盒松香,那把弓。
还有那把黑伞。
我把箱子封好,塞进床底下。
然后我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到琴房,练到八点。
上午上课,下午练琴,晚上听录音、写作业、读谱。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了,填得连一分钟的空都没有。
我不接电话。
韩雾打过两次,是打到韩家座机上的。张妈跟他说我在练琴,他说好,就挂了。
第三次,他打了我的手机。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号码,看了十秒钟,按掉了。
他发了一条短信:“你还好吗?”
我没回。
半小时后,他又发了一条:“我在苏州,明天走。”
我还是没回。
那天晚上,我练琴练到凌晨一点。
回到房间,我看见手机上有一条新的短信,是凌晨十二点四十发来的:
“我在你楼下站了两个小时,灯一直亮着。”
我走到窗边,掀开窗帘的一角。
楼下的路灯下什么都没有。
车不在,人不在。
只有路灯把空荡荡的巷子照得很亮。
我关了灯,坐在黑暗里,坐到天亮。
大三那年,我拿到了一个国家级的比赛金奖。
颁奖那天,我在台上,举着奖杯,看着台下。人很多,闪光灯很多,掌声很多。
我忽然很想哭。
我想,如果父亲在,他会说什么?
我想,如果韩雾在呢?
我不知道。
我不敢想。
大四那年,我考上了北京那所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那是全国最好的地方。老师说,考上的都是万里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