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机票,我改了三次。
第一次改到三月,第二次改到五月,第三次改到七月。
每一次改期,我都在电话里跟客服说同一个理由:“个人原因。”客服每次都很客气,说好的,女士,手续费会从您的卡里扣除。
我不是不敢去。
我只是不知道去了以后,我要用什么表情面对他。
那五个月里,我把那份认定书读了无数遍。
我读到能背下来每一个字。
我知道了那辆货车的车牌号,知道了当时的天气,知道了事故发生在下午三点四十分——和我父亲怀表停住的时间,四点十七分,相差三十七分钟。
这三十七分钟里发生了什么,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我也不知道那份复印件是谁放进我父亲的谱纸里的。
我猜是他。
我还猜,他是在我搬到韩家以后,偷偷放进去的——不,不对,谱纸是跟着我从那个家里搬出来的,那十七捆纸,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那就是更早。
那就是他在我还没决定跟他走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份东西塞了进去。
他早就准备好了。
他早就准备好了,让我有一天知道。
五个月里,我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他也没有。
我们像两个沉在不同深度水里的人,各自憋着一口气,谁也不肯先浮上去。
六月,我办完了大二的所有考试。
七月八号,我飞了伦敦。
飞机落地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希思罗机场很大,人很多,我推着行李车走了很久,才找到出口。
我订了一间很小的旅馆,在国王十字车站附近,一百二十英镑一晚,房间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窗户。我放下行李,坐在床边,打开手机。
他的号码我没有存,但我背得出来。
我拨了三次,都没拨出去。
我不敢。
我怕我一听见他的声音,就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
我想当面说。
我想看着他的眼睛说。
第二天,我去了他公司地址。
那是从白秀那里听来的——她去年过年时在饭桌上随口提过一句,说他们在骑士桥那边有间办公室。
我记下了,在地图上搜了三个小时,找到了。
那是一栋灰色的现代建筑,玻璃幕墙,门口有保安。
我在对面的街道上,从早上九点站到下午一点。
我没敢进去。
第三天,我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