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想怎么去伦敦。”
我没说话。
他笑了一声。
“许枝,”他说,“你这个人就是这点不好,什么都写在脸上。”
我在医院的三天里,下了一个决心。
我要去问他。
不是打电话,不是写信。是当面去,看着他的眼睛,问他三件事:
第一,奶奶说的那件“好事”,到底是什么。
第二,他为什么不要我。
第三,他到底有没有——哪怕一秒钟——把我当成过女人,而不是“家人”。
十二月末,我去办了签证。
签证是旅游签,材料是我自己一点点准备的。
存款证明是韩奶奶给我的那张卡——那是她在我考上大学那年给我的,里面有五万块,说是“学费之外的零花”。
我拿着那张卡去银行打流水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在花一笔不属于我的钱。
一月中旬,签证下来了。
签的是三个月,多次往返。
我买了机票,二月十四号,飞伦敦。
订完机票那天晚上,我坐在房间里,看着那张电子行程单,看了很久。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
我打开父亲留给我的那个布袋子——那里面装着他所有的手稿。我把十七捆谱纸一捆一捆拿出来,摊在床上。
我想找一样东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总觉得,答案就在这里面。
我一页一页地翻。
翻到第三捆的时候,我看见了父亲的日记。
不是日记,是他的工作手册——他习惯在每一页的空白处记一些事:某年某月某日,见了谁,谈了什么,改了哪首曲子。
我翻到最后几页。
七月二十日:韩雾听力的事,得再劝劝他。今天叫他三声才听见。
七月二十三日:去医院问了老陈,他说这种神经性的,拖不得。
七月二十五日:这孩子犟。他说他不想治,治了也拉不了琴。我说你先治,治好了再说。他说老师您别管我了。
七月二十六日:跟林宛商量了,想给韩雾垫付一部分检查费。他家里有钱,但那孩子不肯开口要。宛儿说,那就别声张,悄悄地给。
七月二十七日:约了他明日下午来家里谈。他说他来不了,他要骑车去趟城西。
七月二十八日——
这一页只有一行字,字迹很潦草,像是写得非常急:
“下午三点,城西环路。小韩出了事。我和宛儿过去。”
我拿着那页纸,手抖得几乎拿不住。
七月二十八日。
是我父母出事的那一天。
我翻开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