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治不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什么叫治不了?”
“神经性的。”他说,“慢慢来,会越来越差。”
我说:“那……那你去治啊。国外不是有更好的医生吗?”
“在治。”
“有用吗?”
“不知道。”
他说得很平静。
我握着话筒,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别跟我爸妈说。”他说。
“为什么?”
“他们知道了,会让我回来。”他说,“回来了,就出不去了。”
我说:“回来不好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许枝,”他说,“人这一辈子,有些路是只能自己走的。”
那年秋天,事情开始变了。
起因是十月底的一个周末,我从上海回来,路过正厅后面的小客厅,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
是韩奶奶和一个来串门的太太。
我本来要走过去,但那个太太提到了一个名字。
“……雾儿那孩子,现在出息了。”她说,“听说在欧洲那边,一个人管着两个公司?”
“管什么管,”韩奶奶说,“他爸让他历练历练。”
“那也是本事。”那太太笑,“我听说啊,白家那个姑娘,跟他在一个地方?”
韩奶奶“嗯”了一声。
“白家那个,我见过,长得是真体面,人也懂事。听说她爸跟你们家在欧洲那边还有生意往来?”
“有。”
“那多好。”那太太说,“门当户对,又都在一处,互相有个照应。你跟雾儿说了没有?”
“说了。”
“他怎么说?”
韩奶奶沉默了一下。
“他没说。”她说,“他那个人,你问他什么,他都不说。”
“那就是默认了。”那太太笑起来,“我看这事儿啊,八九不离十。男孩子嘛,嘴上不说,心里明白得很。你等着抱重孙子吧。”
我在门外站着,手里的书包带子勒进肉里。
我走开了。
回到房间,我坐在床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件我一直不敢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