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前两年,我过得像一根绷紧的弦。
我在上海读大一、大二,每周五下午坐火车回苏州,周日晚上再回去。韩奶奶说来回跑太累,让我别回了,我说不累。
我知道我为什么回。
因为那栋老宅里有电话,有张妈炖的汤,有后进院子里那台老唱机。因为韩雾每次打电话回来,都是打座机。
他很少打。
但每次打,我都能赶上。
后来张妈跟我说,那是他提前跟她约的时间。
“他每次都说,这个点,枝枝应该在。”
那些电话都很短。
他问我手好了没有,琴练得怎么样,课难不难。
我一一答了。
他问完了,就没话说了,听我在这边讲一些学校里的事,讲到一半,他那边有人叫他,他就说“我挂了”。
有一次,我问他:“你那边几点?”
“凌晨三点。”
“你还没睡?”
“刚开完会。”
我说:“那你睡吧。”
他说:“没事。”
那次我们聊了四十分钟。
那是我记忆里最长的一次通话。
他跟我讲伦敦的雨,讲他父母公司里那些勾心斗角的事,讲他有一次在酒会上端错了杯子,把红酒倒进了别人的香槟里。
他讲得很平淡,但我听得出来,那不是他的世界。
“你什么时候回来拉琴?”我问。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
“拉不了了。”他说。
“为什么?”
“手生了。”
“练练就好了。”
“不是手生。”他说,“是听不出来。”
我说:“什么听不出来?”
“音。”他说,“我听不出我拉得准不准。”
我想起那天在琴房门外,他反复拉那个升fa。
我想起父亲说过的那句话:韩雾的耳朵好像有点问题。
“那你去医院看看。”我说。
“看过了。”
“医生说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