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伞是第七天还回来的。
不是韩雾还的。是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敲开门,把伞递给我,说:“请问是许承同志的家属吗?”
后来我总是在想,那天早上的一切,都太普通了。
普通得让人没有防备。
父亲那天早上刮了胡子,刮破了一点,在下巴上贴了一小块纸。
母亲把两盒绿豆糕装进袋子里,说是去看望一个生病的老同事。
父亲嫌麻烦,说买束花不就行了,母亲说人家不吃花。
“枝枝中午自己吃。”母亲交代,“冰箱里有排骨,我炖好了,热一热就行。”
“知道了。”我趴在桌上写乐理作业,“你们几点回来?”
“晚上。”
“晚上几点?”
“六七点吧。”母亲在门口换鞋,“别练琴练到半夜。”
“哦。”
门关上了。
我听见父亲在楼道里说:“伞带上,昨天那把找不着了。”母亲说:“架子上有。”
那是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下午三点,天又开始下雨。
我练琴练到手指发木,起身去厨房倒水。
窗外的雨砸在遮阳棚上,噼里啪啦响。
我站在窗边喝完一杯水,看着巷子口那棵老槐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我想,等他们回来,得让他们买个西瓜。
四点半,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父母提前回来,趿着拖鞋去开门。门外站着两个警察,制服的肩头被雨打湿了,深一块浅一块。
“请问,许承同志在家吗?”
“不在。”我说,“出去了。”
年长的那个警察跟年轻的对视了一眼。
“你是他女儿?”
“是。”
“你家里还有别的长辈吗?”
我的手指抠住了门框。
我后来说不清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明白的。也许是从那个警察把伞递过来的那一刻——那把黑伞,伞面上有一处歪歪扭扭的补丁,是母亲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