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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出塞未果生退意（第3页）

岳飞“直捣黄龙府，与诸群痛饮耳”的宣言令人热血沸腾，操作可能性近乎为零。但对于谦来说，率领明军从京师开始北伐蒙古，却要容易多了。

特别是获悉瓦剌内乱，也先与脱脱不花相互攻击，实力都大为损耗时，于谦认为，扫**漠北、彻底解决蒙古问题的天赐良机已经到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五十五岁的永乐可以“老夫聊发少年狂”，亲自披坚执税，在忽兰忽失温大败也先的祖父马哈木，打得瓦剌此后三十五年一直大明称臣。而五十五岁的于谦，尽管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在能够建立不世之功的机遇面前，他也淡定不起来。

景泰三年（1452）正月二十二，于谦向景泰上疏，申请率军北伐。请注意这个日期。五年之后的同一天，也发生了一件与于谦密切相关的事情。

他写道：

臣等窃惟也先违背天道，辜负国恩。一旦无故生衅，侵扰边境，荼毒生灵，虽悔过摅诚，遣使入贡，而罪大恶极，终不可容。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复仇之机而不可失也。伏望皇上允臣所请，统领三营团操兵马，分往宣府、大同征剿逆胡虏，以复前仇，以奋忠义之气，以竭涓埃之报。

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早在景泰元年（1450）四月，当瓦剌入寇大同时，都督杨俊曾奏请大举发兵出塞，对瓦剌实施严厉惩罚。但总督军务的于谦否决了这个请求。景泰当然也认同了于谦。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显然，当时于谦认为也先的实力依然很强，劳师袭远没有把握。而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因为自相残杀，也先和脱脱不花的实力都大受影响，更加难以与拥有先进武器的明军抗衡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景泰对于谦可以说言听计从，他答应了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是很遗憾。景泰否定了于谦的建议，认为不需要劳师动众，还是做好防御，静观其变吧。

原本可以改变明朝历史的大好时机，就让皇上这么放弃了。五十五岁的于谦依然热血，而二十五岁的景泰，却显得有些保守，可能是土木堡留下的阴影太深，也可能是朝中大臣普遍畏战，更不希望于谦借机再出风头，在景泰面前极力质疑出征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于谦的失望之情无以言表，在《新年客怀》中，他感慨时光的流逝，纠结机遇的错失：

客邸光阴似水流，又看五十五春秋。

深惭一品三孤秩，敢望千金万户侯。

辇路尘清残雪在，御炉香暖瑞烟浮。

老来况味俱萧索，只有归心不自由。

如果景泰答应了于谦，让这位兵部尚书率军“犁庭漠北”，忙于内讧、缺少防备的瓦剌各部，受到的打击很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很可能就此变成历史名词。鞑靼势力想要重新崛起，估计也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了。

而对明廷来说，土木堡的耻辱可以彻底洗刷，北京保卫战的危局再也无需担心，太宗朱棣当年未能达成的心愿，就能在景泰时代真正实现。这么一来，于谦在朝中的威望将会进一步提高，上皇党的活动也会受到全面遏制，景泰也不会遭遇厄运，明朝中后期的历史，将会彻底改写。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而失望的于谦，又会有什么决定呢？

四、屡次辞职，铁了心告老还乡

在景泰一朝，于谦没有入阁，也不是吏部尚书，但却是皇帝最信任的重臣。于谦集兵部尚书与总督军务于一身，相当于汉魏时期的“大将军”，威望自然高于普通尚书，甚至被时人称为“救时宰相”。

但是，于谦是一位优点与缺点都极其鲜明的读书人，难以称为一流的政治家。在晋豫两省做巡抚时，因为有朝廷的“尚方宝剑”庇护，有三杨、顾佐等重臣的关照，除了一次被王振陷害下狱的遭遇之外，他的仕途几乎没出现过什么危机。

但到了京城，一切都不一样了。于谦刚调任兵部右侍郎不到两年，就因土木堡之变被推到了历史前台，因指挥北京保卫战而立下不世之功，深得景泰赏识和重用，但却遭到了很多的眼红与嫉恨。

于谦做京官的时间太短，在京城既没有足够的人脉，也对人情应酬没有太大兴趣。而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的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对于谦这样性情梗直的人来说，很难做到游刃有余，往往还是力不从心。虽说不招人妒是庸才，但掣肘太多肯定麻烦。

北京保卫战和之后繁重的兵部工作，似乎淘空了于谦的身体。五十来岁的他，看起来比真实年龄要大得多。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功臣亡”的古训，饱读诗书的于谦岂能不熟悉。大臣的威望越高，越显得皇帝无能；大臣的能力越强，越让皇帝不安；大臣的操守越严，越令皇帝忌惮。

懂得进退的重臣，要么像范蠡、张良一样自解权柄，及时消失；要么如周勃、郭子仪和韩世忠一样沉迷酒色，摆出一幅没有节操的样子，让皇上懒得收拾你。

而像寇准、刘基一样执拗，如岳飞、于谦一样严于律已，在很多君主看来都是野心很大的表征，都是要重点防范和打击的目标。

当然，于谦比岳飞幸运的是，当朝皇帝是景泰而不是高宗。

在北京城陷入危难之时，景泰曾给予于谦毫无保留的支持，如同登基前的朱元璋对刘基；而政权日益巩固之时，景泰对于谦的信任并未减少多少，猜忌更是谈不上。

景泰没有像刘邦收拾韩信彭越一样杀害于谦（想想后来他哥都做了什么），也没有搞赵匡胤式的“杯酒释兵权”，依然让于谦以兵部尚书总督军务，这份信任，放眼两千年皇权专制史，都是相当罕见的。

因此，于谦对景泰，始终心存一份感激。但他确实不想长期占据要职。

于谦很早就有了退隐之意。之前景泰安排亲信仪铭当兵部尚书，于谦非但没有抵触情绪，反而相当开心。他觉得，一旦仪铭熟悉了岗位职责，自己不就可以顺利退休，回杭州养老了吗。

可天算不如人算。到了景泰五年（1454），仪铭却突然去世了。人生无常，让于谦也感慨良多，更坚定了他告老还乡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