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亨当了十八年太子,不光在开(元)天(宝)盛世的政治斗争中得到了很好历练,更是培养了一套绝对忠于自己的庞大班底,奠定了他发动政变的扎实基础。在接李隆基回朝时,李亨的皇位已经非常巩固,他本人也极其自信了。
相比之下,登基时仅有二十二岁,之前几乎没想过君临天下、没有心理准备的景泰,无论是个人素质、人脉关系还是政治手腕,都和李亨差得太远。
景泰在京城原本就根基不足,又是临危受命,没有条件把重要部门全都换成自己的心腹。再说了,他也没几个死党。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孙太后的影响力依然很大。
李亨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回李隆基,还能表演当场脱下皇袍意欲还政的经典段子。但朱祁钰肯定不敢这么演,他真害怕大哥来个“借坡下驴”,穿上黄袍就不脱下来,那他就真的鸡飞蛋打了。
景泰肯定不是不想迎回英宗,只是没有众大臣期望的那么积极。
而在也先那边,狡猾的喜宁,曾经脑洞大开,给主子献上了这样一个缺德的计策:
瓦剌大军先进军宁夏(属陕西布政司),抢掠马匹资源,然后进军江南,在南京扶植英宗当傀儡皇帝,与在北京的景泰朝争夺正朔,造成大明国家分裂,南北战争,瓦剌坐收渔翁之利。
不能不说,这个“超级大迂回”战略虽说可操作性不是很强,但破坏性却不容低估。幸运的是,也先在北京城下失败之后,恢复大元的理想也渐渐收了起来,并没有听从喜宁的建议。
但是,从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到次年五月,瓦剌骑兵还是对明朝边境发动了六次入侵。当然,这些战事的规模和影响力,加起来也比不上一次北京保卫战。令也先很不开心的是,明军的战力已今非昔比,他根本没占到什么便宜,甚至还要一次次的损兵折将。
表现最为出色的,是镇守大同的郭登。
景泰元年(1450)闰正月,也先集结了上万兵马,准备趁寒冷的恶劣天气偷袭大同。
正月二十,瓦剌先头部队三千人到达了大同北面的沙窝镇。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郭登亲自率领的一队骑兵。
在女真努尔哈赤崛起之前,瓦剌骑兵的战力在东亚首屈一指。特别是经过土木堡一战,明军更是畏敌如虎。即便北京保卫战打赢了,靠的主要也是火器。这一次,明军骑兵居然主动找上门了,那带客气什么?
瓦剌一心通过此战洗刷之前的耻辱,他们拼得特别凶。可哪里知道,这些南人打起打仗来更是不要命,他们挥舞马刀,义无反顾的向前冲锋。伴随着一声声惨叫,曾经不可一世的瓦剌士兵纷纷落马,阵型被冲得大乱,只能向北逃窜。
明军其实只有八百人,而且没带火器,却在野战中压制中了数量更多的瓦剌军,还一路追出去了四百里,斩下的头颅超过两百。而瓦剌的死伤,也超过了一千余。得到败报的也先,很明智的宣布撤军了。
“沙窝大捷”打破了瓦剌野战不败的神话,大大提升了边关明军的信心,意义特别重大。消息传来,景泰大喜,加封郭登为定襄伯。
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者。二月十七日,明廷却将一名瓦剌使者凌迟于西市,引来围观群众的阵阵欢呼。这不是激化矛盾吗,也先怎能答应。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一直给也先出主意、让英宗和景泰都极其痛恨的喜宁。
也先安排他出使,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找死。而明廷除掉喜宁,也是在宣示自己的实力——我并不害怕开罪你。《明史纪事本末·景帝登极守御》中讲到,是英宗向也先建议由喜宁出使,太上皇还写下密信,要求宣府明军处决喜宁。杨俊等人拿住喜宁,押解至京,景泰遂令凌迟。但笔者认为,此说法并不可靠:英宗这么做,难道不怕也先报复,甚至一怒之下杀了他?
得到喜宁被杀的消息,也先极其愤怒,与弟弟赛刊王分兵入侵明朝边境。但在早有准备的明军面前,却占不到什么便宜。
四月,也许是被乐观情绪冲错头脑,宣府守将杨俊建议大举征发京营和诸镇精兵出边塞,犁庭漠北,一雪前耻。这个大胆计划在朝中不乏支持者。但有一个人明确反对,提议就被景泰否决了。
反对的人正是于谦。他明白此时根本不是主动进攻的好时机,搞不好还会重蹈土木之变的覆辙:“报仇雪耻,是做臣子的职责。但兴兵举事,涉及社稷安危。如果听杨俊所言,万一我军出塞,瓦剌用偏师拖住我大军,而派遣别部乘机入寇,后果难以估计。这是自撤藩篱,非万全之策。”杨俊的风头没能出成,不久反而因罪被斩。
而在将官之中,有畏战惧战情绪的也不在少数。大同参将许贵建议遣使向也先送去重金安抚,麻痹他们,然后逐步开展北伐大计。于谦对此相当不满。之前在北京保卫战时,就曾派王复、赵荣带厚礼去瓦剌营中探视,结果连英宗的面都没见到。
在向景泰的奏疏中,于谦激愤的指出:
“也先,跟我们可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按理绝对不能讲和。万一真的讲和了,他们贪得无厌的要这要那,我们该怎么办?听他们的就损失惨重,不听他们的又留下口实,怎么做都是麻烦。为今之计,不如选将练兵,养威蓄锐。万一他们有大举入侵的图谋,我军操习有度,加上将帅思奋,臣等一定尽死效力,以图剿灭瓦剌,以雪前耻!”
同时,于谦建议:
(许)贵介甲胄之臣,而萎靡退怯,法当诛。
景泰看了之后,拒绝讲和的立场更加坚定了。许贵虽说保住了脑袋,却丢掉了前程,也成了其他人的反面教材。此后边将再不敢劝和,而是人人高呼力战坚守,与也先死奔到底。
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也先已经无力组织起大规模的入侵了,只能打仗着自己有金牌人质英宗,能勒索一次是一次,能赚一把是一把。但他已经明显感受到,太上皇的招牌越来越不好使,而明朝军队也越来越难对付。
更糟糕的是,脱脱不花和阿剌知院的离心倾向愈发明显,小动作越来越多。这样情形,用内外交困来形容都不算夸张了。审时度势之下,也先意识到必须要缓和与明朝的关系,而送回英宗,就是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
之前,他只是说说而已,现在,他真的要行动了。
那么,景泰是怎么接招的呢?
三、景泰顾虑,于谦一锤定音
景泰元年(1450)六月三十,五个瓦剌使臣的到来,又把大明朝廷扰得不得安宁。
也先的特使完者脱欢等人表达了和好通商的强烈意愿愿望,并希望天朝尽快安排特使,去漠北接太上皇回京——总不能让我们送吧。
听到这番话,已经七十五岁的礼部尚书胡濙深感惭愧。他不顾年老体衰,想立即亲身前往草原迎接太上皇。显然,这把年纪根本经不起折腾,他的一番表态,就是向皇帝示威。景泰只能婉言回绝了胡濙的“好意”,并表示第二天召集群臣商议。
朱祁钰从来不反对把哥哥接回来,只是担心瓦剌趁机搞破坏活动,引发内乱。于是,他找了个听起了高大上的理由:“以前朝廷就是一味与瓦剌通好,才惹出了大麻烦(疑似讽刺他哥)。我不想跟这些强盗有任何交往,各位却一再纠结此事,这是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