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当然不会像海瑞那样不通人情,四处树敌,但也不可能这么乖乖就范。这位巡抚站起身来,把两只宽大的袍袖抖了抖,说出了可以永载史册的一句名言,还为后世贡献了一个成语。直接把对方听傻了。
于谦说:“我不是有这两袖子的清风吗?可以作为礼品啊。况且,我也不能为了这些东西,让邻里百姓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啊。”
显然,于谦虽说办事认真,但并不缺少幽默感,不至于把气氛搞得太僵。但在很多同事眼中,他依然是很不上道,不值得交往。
在返回京的路上,想起往事,于谦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提笔写下了《入京》一诗:
绢帕麻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如今,知道这首诗的人不多,但听说过“两袖清风”这个成语的可就太多了。在此隆重强调一下:它的原始出处,正是于谦这首诗。
回到阔别几年的北京,于谦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自然也少不了官场的各种应酬。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逆潮流而动”,不去王振府上递名帖等候排期,当然更不打算给这位权监送礼。
连行贿送礼都不会,是怎么混成三品大员的?这种人越多,我老人家的日子不就越不好过吗?王振眼里不揉沙子,不容许这样公然挑衅自己权威的行径存在。可找什么合适理由呢?他召集手下亲信开会,头脑风暴了一番,还真想到了一个办法。
三月初三,于谦就被抓进了都察院监狱,还被判了死刑,等候问斩。
真是活久见,行贿的人步步高升,不行贿的不提拔就好了嘛,冷处理就完了嘛,排挤出核心部门就得了嘛,居然还要杀头!
可大家肯定知道,于谦并没有死,否则八年后的北京保卫战,就没有人来领导了。
那么,王振罗织的是什么罪名呢?
于谦不是想调回京城,还“擅自”找了两个人想接替自己的工作吗?这就是罪,大罪,死罪!
你姓于的领着朝廷俸禄,不想着为国分忧,整天尽琢磨怎么调回京城,太狂妄了吧?
朝廷让你当了十一年巡抚,那是看得起你,你居然心怀不满想撂挑子,是何居心?
未经朝廷同意,没有王公公批准,你就擅自给自己找接班人,完全没有人臣礼数,目无国法,还不该杀吗?
王振当然不用自己出马。六科十三道言官之中,多的是他的鹰犬,让咬谁就咬谁。很快,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的公文就出现在了司礼监,王振“秉公办理”这么一盖章,于谦就被抓起来了。
朱元璋当政时经常大开杀戒,被后世文人反复批判。自打朱棣上台之后,朝廷就很少公开诛杀大臣了。但一些令皇帝相当不满的官员,往往会莫名其妙的“病故”在大牢里,这也成了有明一朝的潜规则。
当然,这些人大都不是真的病死,而是被领了任务的狱卒干掉的。
此时,杨士奇和杨溥可还在内阁,他们出来解救于谦了吗?
真相令人遗憾。两位老臣并没有任何行动。于谦就这么被杀了吗?显然也没有。
那么,到底是谁解救了于谦?
太原是晋王封地,开封是周王封地,大同是代王封地,于谦巡抚两省,可以说把所有王爷们都得罪了个遍。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皇亲纷纷上书,要求重审于谦案。他们又不是慈善家,不会以德抱怨,之所以肯这么做,当然是有很多人在背后求情。
如果仅有这几封信件,还真不能让王振改变主意。真正让他害怕的,是晋豫两省的汹汹民意。
朝廷即将处死于谦的消息传来,两省无数百姓为之震惊,很多人甚至想上京请愿。当然在大明,没有人给你开路引,你连本县地盘都走不出去。但是,大家可以自发集资,邀请读书人写呼吁信交给官府,要求呈送京城,释放于青天。
王振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姓于的群众基础很扎实,杀了他会得罪很多人。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这么说:
于谦在朝中是没有后台,但山西与河南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是他的靠山。公道自在人心。
五月,朝廷复审死囚。右都御史陈智经过审慎调查,在上报被冤的重囚名录中加入了于谦。十九日,于谦被释放,但被降为正四品的大理寺左少卿。
这么一来,于谦“因祸得福”。反而当上了京官。四品就四品吧,这不就能和妻儿团聚,也可以将父母接到京城照顾了。
但仅仅三个月之后,于谦又卷铺盖离开京城,重新开始晋豫两地奔波了,做人真难。
原来,上天似乎看于谦在京城过得太舒服,诚心想折腾他。老天爷大手一挥,这一年的山西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饥荒,大批难民拖家带口流亡到河南,路上到处有饿得奄奄一息的老人和孩子,引发了太多不安定因素。
户部尚书刘中敷急奏,请派大臣收拾局面。内阁大学士们商讨了半天,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也圈定了一个人选:只有他,才最熟悉灾区的情况;只有他,才会全力扑在抗灾现场;只有他,才能很快让当地百姓安心。不过,这个人可刚从锦衣卫大牢里出来,会不会闹情绪呢?
当然不会。于谦根本不想离开京城,但眼前的局势,却又容不得他坐城京城里心安理得。到底是轻车熟路,于谦上任后还真的很快把事态控制住了,让山西父老有序返回家园。不过这么一来,北京城他又回不去了。
看来,工作太出色太认真,不一定总是好事,往往还会成为无法升迁的原因。于谦,你就苦点累点吧。
四、连受打击,痛失三位至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