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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得罪权监遭厄运（第3页）

这个故事被后世无数学者引用，当作张太皇太后打压王振的经典案例。可惜的是，此事并未载于《英宗实录》，因此很可能并非事实，而像是后世文人为了美化张氏，特意编出来的故事。

而且，如果真有此事，反而恰恰证明了张氏根本不是打压王振，更像跟后者合演了一出双簧，做给皇帝、特别是五大臣看的。

张氏明明知道英宗和王振情同父子，她真想让这个死太监去死，悄悄杀掉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当小皇帝的面杀，这不是给自己个儿找不痛快吗？小皇帝能不苦苦求情吗？

再说了，张氏想杀王振，哪里不能杀，为什么非要当着辅政五大臣的面前杀？表演属性太强烈。小皇帝都跪下求情了，难道这五位老干部还好意思站着看热闹？

张氏这么做，不就等于是向辅政大臣们宣示：“谁说我老人家宠信王振，那是谣传！看啊，我都要杀他了，我真的要杀他了哟，是你们不让杀的。以后王振再搞什么鬼，可就再别赖我哟。”

至于张氏说什么“不许王振干预国事”，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人家王振当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做的大小工作都和朝政息息相关的。不准司礼监一把手干政，就跟不许妃嫔与皇帝有肌肤之亲一样荒唐。

真不许王振干政，把他打发到直殿监打扫卫生不香吗？事实上，即便在张氏生前，王振的越界行为已比比皆是了，也没见他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平心而论，王振可不是只会教书，他还是人情事故高手，人际关系大师，人脉经营天才。就这一点而言，于谦确实和他有一定距离。

凭着和小皇帝的特殊关系及强悍的拉帮结派手段，王振身边很快围拢了一大批渴望出人头地、做事没有底线的官员，他也有本事把这些人管理得服服帖帖，让他们冲在贪污受贿、打压异己、迫害贤良的最前列。而王振自己，则成为了大明开国以来第一个“权监”，或者叫“权奸”，也没问题。

对英宗来说，王振既是老师和长辈，又是朋友和死党。显然，有了王振在司礼监的操持，小皇上就能多一些时间休闲娱乐，享受人生了。明代史书中对武宗朱厚照的不理朝政、游戏人生有大量生动描写，但对英宗的日常生活，却一直遮遮掩掩。显然，我们对这位皇帝的品行操守，也不能估计过高。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草莽，登基之后极为勤奋。他规定，每天早、中、晚三次临朝听政，主要大臣都得过来。这种政策固然搞得朝廷上下相当疲惫，但对这个事务繁多的大帝国来说，却还是有一些必要性的。此后的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四朝，也延续了这项制度。

而英宗继位时年仅九岁（按今天的算法是7周岁），当然无法和列祖列宗一样辛苦。张太皇太后于是下令，将每天三朝缩减为早朝一朝，而且奏闻处理国事不超过八件。在正统朝初期，这种作法还是合情合理的。但英宗亲政甚至大婚之后，每天依然只在早朝听政，而朝中大臣们心照不宣，也没有一个敢提出恢复祖制的。

英宗自己懒政，王振又能力突出，小皇帝于是将军国大事更多的推给“王先生”，自己则可以腾出手来，做那些男人最爱做的事情。

正统六年（1441）四月，王振提拔工部郎中王佑为右侍郎。这位王侍郎相貌英俊，谈吐不凡，但奇怪的是，大明官员基本上都留有长须（也是体现与内官的区别），王佑脸上却干干净净，让很多人都不明就里。一次，王振接见王佑时，不免也好奇的问了句：“王侍郎怎么不留胡子？”

接下来王佑的回答，可谓语惊人死不休，并得以永载史册。他一本正经的说：“老爷您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留呢？”完全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也不敢啊。我们不清楚当时王振的反应，但他显然并没有处分王佑。此后，这话就被无数人在酒桌上当段子讲。

有这样的标杆在，想巴结王振的官员层出不穷，献媚讨好手段也是妙招频出，让我们感慨大明官员情商的出色。徐晞、马顺、郭敬和陈官等人，都因拍对马屁得到了提升。王振的侄子王山本来没有什么才能，就因为有个好叔叔，就一一步登天，当上了从三品的锦衣卫指挥同知。

正统元年（1436）十月，朝廷诏令修葺行在九门城楼，工程负责人是当初营建北京城的阮安。显然，这么重大的事宜，不是小皇帝英宗能拍得了板的，真正的决策人只能是张太皇太后。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很可能也是为完成宣德的遗愿。

到了正统五年（1440）二月，奉天、谨身和华盖三大殿的修复工作全面开始。此举无疑给出了强烈的信号——北京要恢复京师名份了。果然，第二年十月，整修一新的三大殿完工落成，气势恢宏的朝堂又呈现在了紫禁城中央。

十五岁的英宗正式颁布诏书，宣布从次年起，取消北京诸衙门前通通加“行在”二字，而南京各级官署的文书，不再称“京师”而称“南京”。

就这样，已经当了十六年“事实首都”的北京城，从此真正恢复了大明京师的地位。联想到八年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不难看出，这样的改名，绝对不是文字游戏和形式主义，而是具有无比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更要感慨，朱棣当年“冒天下之大不为”迁都北京，有何等的高瞻远瞩和超前思维。而他的重孙子朱祁镇，是何等的玩忽职守和自以为是。而于谦没有得到过朱棣的赏识，却能真正领会他的战略意思。

据说，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皇宫（奉天殿）前立了一块三尺高的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而王振专权的时候，这块牌子让他看着不顺眼，自然就下令撤掉了。事实真是这样吗？

铁牌的原始出处，是天顺朝大学士李贤的《古穰集》。但这更像是李学士的发明创造，用以打压太监，丑化王振。别说“无图无真相”，就算真有这么一块牌子，朱棣迁都北京时，真的会把牌子也打包带走吗？不够闹心的。他派郑和下西洋，派侯显出使乌斯藏，这些都是“违背祖制”的行为。牌子就算真的有，估计朱棣时代都撤掉了，用不着王振动手。

更何况，即便在洪武年代，朱元璋也曾多次派遣宦官出使藩属国，早就违反这条规定了。

当然，随着英宗的长大，三杨的老去，王振的权力不断上升是必然的。三大殿竣工后，在张太皇太后的批准之下，朝廷举办了一场特别隆重的筵宴，为北京重当京师造势。现场气氛相当热烈，群臣纷纷向英宗表示祝贺和恭维，让这位小朋友有些飘飘然，真以为自己能比肩永乐了。

不过，喝着喝着，英宗突然不开心了——王先生不在场！

明朝开国以来就规定“宦者不得预王庭宴”，王振自然就没份儿。但规矩是人定的，也得由人来改。英宗立即派人去请他的先生。这样的恩典，王振不得心花怒放，得意洋洋吗？

并没有。王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据说他还警告来人：“我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扶助皇帝，连宫宴上一坐的机会都没有吗？”

一个太监自比周公姬旦，搁哪朝哪代，大概率都都拉出去剁了——这是要谋反啊。可当手下悻悻的返回，添油加醋的向英宗汇报时，这位少年天子会做何反应呢？

他下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以最庄重的规格，让王振在所有人的注目之下，堂而皇之的进入宫中。这还不算完，王振刚到宴会现场，所有文武官员全部起身，向他参拜行礼。这哪里是迎接一个太监，简直是在恭迎太上皇。王振的此番撒娇收到了理想的回报，此后当然胆子更大，步子更快了。

正统七年（1442）五月，英宗迎娶中府都督同知钱贵之女钱氏，这是明朝皇帝首次在紫禁城大婚（之前的历任君主，都在登基前成亲），也标志着英宗长大成人，可以独立执掌朝政了，意义非同小可。不过，此时的英宗也只有十六岁（按今天的算法只有14周岁）。大明另一位少年天子，神宗朱翊钧十岁继位，同样是十六岁在皇宫大婚的。

为英宗立皇后，算是太皇太后张氏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这年十月，老太太就平静的去世了，寿命不详。如果洪熙活到这一年，不过才六十五。张氏很可能还更年轻一些。

杨荣已于正统五年（1440）七月去世。此后，正统九年三月，杨士奇病逝；正统十一年七月，杨溥告别人间。大明王朝最为显赫的“三杨”，从此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而马愉、曹鼐和陈循等大学士的资历声望加起来都不如王振，自然也没人敢和他叫板了。

仁宣二朝崇尚节俭，三大殿都舍不得修。可正统十三年（1448），王振却大修庆寿寺，花费数十万，并改名大兴隆寺。京城童谣说：“竭民之膏，劳民之骨。不得遮风，不得避雨。”

就在这一年，浙江叶宗留、福建邓茂七和广东黄肖养好像商量好似的，一起举兵造反。虽说他们的势力远离京城，危害不了大明江山，但任由其发展也不是事儿。朝廷只能分兵镇压。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后汉和晚唐两次宦官专权。而王振的上位，标志着第三次宦官时代的开启。但鉴于明朝政治制度的完善，宦官表面上再猖狂，只能是君主的家奴，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授权。而后汉和晚唐的宦官，甚至可以废立皇帝，成为朝廷真正的主宰。

尽管后世史家一直努力为英宗洗地，但一个毫无根基的崇祯，都能搞死权势滔天的九千岁魏忠贤，王振在正统朝的种种“胡作非为”，显然与英宗的默许和纵容密不可分。而且，他们两人的利益是高度绑定的，王振为英宗做了很多事情，两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