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什么事?”
他松开我,坐在沙发上,用手搓了搓脸。
“你还记不记得,你在伦敦那条街上,喊他?”
我说:“记得。”
“他说他没听见。”
“我知道。”我说,“他没听见。”
“不是他没听见。”韩玉说,“是有人不让他听见。”
我站在那儿。
“白秀,”韩玉说,“把他的助听器摘了。”
我说:“我知道。我看见了。”
“你也看见了?”
“我看见了。”我说,“我也看见了。”
韩玉抬起头,看着我。
“那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说:“说了有什么用?”
“有用。”他说,“你应该告诉他。”
我说:“告诉谁?”
“告诉他!”
我说:“韩玉,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告诉他?”
他愣住了。
“我要怎么跟他说?”我说,“我要打一个电话,打给他,说我那天在伦敦,我看见你身边的女人把你的助听器摘了?我要让他知道,他是因为一只被摘掉的耳朵,才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韩玉看着我,说不出话。
“然后呢?”我说,“然后他知道了,他会怎么样?他会恨她,还是恨他自己?”
我说:“他会恨他自己。”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
窗外的天很蓝,院子里那棵腊梅还没到季节。
“他后来知道了。”韩玉说。
我说:“什么时候?”
“三年前。”韩玉说,“白秀跟他摊牌的那天,自己说出来的。她说,那天她看见我了,看见我站在街对面,淋得像个落汤鸡。她说她知道我是谁。她说她不想让他看见我。”
“所以她把助听器摘了。”
“对。”
我说:“他什么反应?”
韩玉沉默了很久。
“他什么反应都没有。”他说,“他说知道了,然后让她走了。”
“没有打她?没有骂她?”
“没有。”韩玉说,“他跟我说,他当时心里想的不是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