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那滴血,忽然停住了。
我把剩下的唱片放回盒子里,把掰断的那些扫进垃圾桶,用纸把桌上的血擦干净,把手指包好。
然后我坐在那儿,坐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吃饭。
韩奶奶看了我一眼:“眼睛怎么肿了?”
我说:“没睡好。”
“琴练太晚了?”
“嗯。”
“练琴是好事。”她说,“别伤了身子。”
我低着头喝粥。
粥很烫,我一口一口地喝,喝到最后,碗底剩了一层米汤,我的眼泪掉进去,砸出一个小小的坑。
从那天起,我开始躲着他的电话。
他打来,张妈叫我去接,我说我不在。
有一次张妈说:“枝枝,雾少爷说,他下个月回来。”
我说:“哦。”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你高兴不高兴?”
我说:“高兴。”
我那时候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高兴”这两个字后面。
十一月,他定了回国的日期。
十二月十八号。
韩奶奶跟张妈说的时候,我在走廊上扫地,听见了。
那天晚上,我把韩雾这几年来送我的所有东西,都找了出来。
那副黑手套。
那套唱片断了一半,我把剩下的收好。
那把修好的弓——他托人从北京带回来的,据说是一个老工匠手工做的。
那本《巴赫无伴奏组曲》的谱子,扉页上有他写的一行字:“给许枝,练琴别偷懒。”
还有那把黑伞。
我把它们一样一样摆在床上,摆了一整床。
我坐在床边,看着这些东西,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荒唐的念头:
他想给谁都行。
但这些,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