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过了十一天。
那十一天我几乎没出过门。
冰箱里的东西吃完了,我就泡方便面;方便面吃完了,我就去巷口买两个馒头。
我把父亲的书房锁了起来,钥匙挂在自己脖子上。
我把大提琴搬到客厅,每天练四个小时,练到手指出血,贴上创可贴再练。
邻居家的大妈来敲过两次门,问我吃了没有,要不要去她家吃。
我说不用。
第三次她把一碗馄饨放在门口,我隔着门说谢谢,等她走了才开门端进来。
那碗馄饨我吃了两顿。
第十二天的下午,天又下雨了。
我坐在客厅里,把父亲的怀表拆开又装回去——我不会修,只是想拆开看看,看看里面有没有停住的那个四点十七分。
装回去的时候多了两个零件,我把它们放在桌上,盯着看了很久。
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邻居大妈,光着脚跑去开门。
门外站着韩雾。
我愣住了。
他还是那天的样子——白衬衫,黑裤子,怀里抱着琴盒。头发是干的,衣服也是干的,脚边放着一把黑伞。
那把黑伞。
我盯着那把伞,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对不起。”他说。
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三个字。
“伞我洗过了。”他把伞往我面前递了递,“补丁那里,洗的时候有点脱线,我让我妈补了一下,补得不好。”
我伸手接过来。
伞面上那个补丁还在,歪歪扭扭的针脚旁边,多了一圈新的线,深蓝色,缝得很密,很拙。
我捏着伞柄,眼泪忽然就下来了。
我说不出话。我就站在那儿,抱着那把伞,哭得像个傻子。
他没有进来,也没有说话,就站在门外,等我哭完。
雨从檐上滴下来,落在他肩头。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早上就到了,在我家楼下站了两个小时。他不知道该怎么敲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听说了。”他说,“老师的事。”
我抹了一把脸,说:“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学院给的住址。”
“哦。”
又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