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年三月就十八了。”
“那还有半年呢。”
“半年我也等。”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又笑了。
“行。”她说,“你硬气。那你就自己过吧。水电费你自己交,你爸单位那边你自己跑,墓地的钱你自己出。等你撑不住了,再来找舅妈。”
她拉开门出去的时候,我听见她跟客厅里的人说:“这孩子,倔。随她妈。”
那天下午,亲戚们陆续走了。
走的时候,有人带走了我家的微波炉,说“枝枝一个人也用不着”;有人拿走了父亲那套茶具,说是“留个念想”;还有人把冰箱里母亲炖的排骨倒进了保鲜盒,说“别浪费了”。
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看着他们一件一件往外搬。
没有人问我一句:枝枝,你跟谁过。
天快黑的时候,屋里终于安静了。
我起身把所有房间的灯都打开,然后走进父亲的书房。
他的谱纸还摊在桌上,最后那一页只写了一半,墨迹被雨水洇开过又干了,皱巴巴的。
墙上挂着他的旧琴,弓子松着。
我伸手把弓毛绷紧,又松开。
我拿起电话,想打给谁,翻了半天通讯录,发现我不知道该打给谁。
亲戚们的号码有很多,我一个都不想拨。
最后我拨了母亲那个生病的老同事家的电话——那天他们本来是要去看她的。
对方接了,听完我说的话,在电话那头哭了很久,说:“枝枝,是阿姨不好,要是那天我没生病……”
我说:“阿姨,不怪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黑暗里。
我抱着那把大提琴,坐在父亲的书房里,坐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父母卧室里的存折、户口本、房产证、父亲的身份证,全都找出来,装进一个布袋子里。
我把父亲的手稿一页一页收好,用绳子捆起来,一共十七捆。
我把母亲的发卡、父亲的怀表、那把断了又粘起来的弓,全都放进去。
然后我坐在客厅里,等着。
等表舅妈再来。
她果然来了,第三天早上,带着两个人,说是来“帮我收拾收拾”。
我把那个布袋子抱在怀里,说:“你们不能进这个门。”
“枝枝——”
“你们进这个门,我就打电话报警。”我说。
我那时候手在抖,声音也在抖,但我站得很直。
表舅妈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真是……”她摇了摇头,“你真是你妈的种。”
她走了。
走出巷子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记了很多年——不是恨,是那种看清了什么东西的眼神,像在说:你以后有得罪受。
那天之后,再没有亲戚上门。
偌大一个院子,只剩下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