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挡?”
“因为车在转弯。”
他把理由说得很平常。我却知道,自己正在习惯有人先替我注意到危险,又不要求我因此交出全部行动。
到达桂林后,我们先去住宿处放行李。
房间不大,却有一扇能看到街灯的窗。
凯把门卡交给我,让我先选放衣服的位置。
我没有立刻打开行李,只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这里没人认识我。”我说。
“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他们看见什么。”
我转过身:“也可以什么都不让他们看见。”
“当然。”
下午我换上清雅的衣服。
颜色仍是青色,裙摆比第一次亲密时更适合走路,鞋跟也不高。
我对着镜子检查领口、袖口和门锁,凯坐在床边等我,没有拿手机拍照。
“你不拍?”我问。
“你没说可以。”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觉得这座城市的第一步不是穿出去,而是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不该留下证据。
我们沿着街巷慢慢走。凯会在过马路前先看车,也会在我鞋跟卡进石板缝时停下来。他没有笑,只蹲下替我把鞋跟取出来,再把鞋带重新系紧。
“我自己可以。”
“我知道。”
“那你还做?”
“因为我想做。”
这句话让我安静了几步。
想做和必须做不一样。
凯照顾我,却没有把照顾变成命令。
我可以接受,也可以让他停下。
这样的区别,在校园里并不明显,在一座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城市里,却变得清楚。
傍晚我们到江边。灯光落在水面,船从远处缓慢驶过。凯站在我身后,手掌只轻轻贴在我肩侧,没有把我往前推。
“以后还可以来别的地方。”他说。
“以后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下一次有时间的时候。”
“你总是说有时间。”
“因为我不想把它说成保证。”
我看着江面,没有再追问。
可那一刻我确实想过: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这样离开学校,离开宿舍,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那么以后也许还会有下一次。
晚饭后,我们回到房间。
行李箱摊开在地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和车票放在一旁。
凯给我倒了水,问我脚还疼不疼。
我说有一点,他把备用鞋放到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