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怀上。
诗织慢慢地蹲了下去。
不是晕倒,也不是崩溃。
只是腿突然软了。
她蹲在卫生间冰冷的瓷砖地上,手里攥着那根白色的验孕棒,指甲陷进塑料壳里。
她低着头,把自己缩成很小一团,肩膀先是很安静,然后开始一点一点地抖。
不是哭。
是一种比哭更原始的东西——是身体先于意识做出的反应。
是那个在三天里被压抑到最深处的恐惧,在这一刻被抽走之后留下的巨大的空洞。
她的嘴唇张开,但没有发出声音。
呼吸变得又深又急,像是刚从水里被捞上来的人第一次吸气。
她没有怀上。
那个畜生没有在她的身体里留下更深刻的东西。
她不用面对一个会让她发疯的选择,不用在二十岁就被迫做一件自己都无法承受的决定。
她躲过了最坏的结果。
但在这一瞬间,她忽然意识到——在过去的这三天里,她其实一直在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
她的身体在默默地计算着日期,她每次洗澡的时候都在不经意间检查自己的身体,她在便利店看到验孕棒的时候心脏会漏跳一拍。
她一直在一个人扛着这个可能性,甚至没有告诉优真——因为他被关在留置室里,因为告诉他只会让他更痛苦。
她一个人,抱着一个只有她自己能确认的秘密,过了整整三天。
直到这一秒,这个秘密才被宣判为“不存在”。
她把验孕棒扔进垃圾桶里。然后用冷水洗了脸,用毛巾擦干,重新照了一遍镜子。镜子里的自己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掉眼泪。
“没事了。”她对着镜子说,声音沙哑但每个字都很确定,“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然后她开始今天的行程。
上午九点,区役所。
住民票和印章证明。
排队,填表,窗口受理,等待叫号,领取证明。
整个过程花了将近两个小时。
坐在硬邦邦的等候椅上,诗织把手放在膝盖上,等着。
九点半的时候她去自动贩卖机买了一罐热玉米浓汤,用吸管慢慢地喝完。
中午十一点,大学法律援助中心。
一个姓田中的中年律师接待了她。
律师在听他讲述情况的时候表情从专业冷静逐渐变得复杂。
他推了推眼镜,告诉她:“你需要让受害者本人——也就是你自己——正式向警方提出强奸被害申请。目前岛崎太一的家属已经委托了律师,对方的立场是主张合意——”
“合意?”诗织的声音不高,但屋子里突然安静了一拍。
“我的意思是——”律师顿了一下,把措辞夹进了更多的专业术语之间,“对方律师很有可能主张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是在双方同意下的性行为。而你的男友黑崎的暴力行为是在误解这一点情况下的不当施暴——”
“但我不认识那个人。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说他有朋友受伤了要我帮忙。我跟过去之后被掐住了脖子。他——”
“白石同学。”律师把音量压倒很轻,几乎是同情的语调,“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会认真记录,也会作为证据提交。但我必须提前告诉你——在现场没有目击者和监控影像的情况下,对方主张『合意』的话,举证责任在检方,也就是在我们这边。而你的颈部淤痕——说实话,对方可以辩称是——『性行为过程中的激烈程度超出了双方的预期』。这——在你听来很荒谬,但法庭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