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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于谦精神耀神州（第3页）

岳飞与于谦，一文一武，都在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之时，以无畏的勇气承担起了捍卫江山社稷的职责，在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笔。

他们都有极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华。岳飞有收复建康、襄阳的突出业绩，更先后四次北伐，取得了颍昌大捷、郾城大捷等辉煌胜利，甚至让金国将领患上了恐岳症。“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而于谦尽管只领导了一次北京保卫战，却因此一战成名，永载史册。在这场战役中，于谦的用兵调度、时机捕捉和决战发起，都运用得极为纯熟，完全不像一个从来没有指挥过重大战役的“菜鸟”。

岳飞与于谦生活的年代，相隔了三百余年。但宋朝与明朝面临的最大威胁，都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家国危难之时，方显男儿本色。两人都赶上了一个需要英雄也能产生英雄的时代，登上了一个呼唤传奇也能成就传奇的平台。

但是，岳飞与于谦能够脱颖而出，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敢于任事，勇于担责，不畏来自敌方的威胁，也不在乎来自内部的掣肘。中国传统文化鼓励保护，忌讳冒尖，“枪打出头鸟”，如果二人一心循规蹈矩，按部就班，那么，他俩在史书上也只能留下一条简单的记录，绝对不可能有辉煌的历史地位。

岳飞和于谦的结局非常相似。他们的遇害，很大程度上出于统治者的忌惮和猜疑。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们的惨死，使其英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他们的不幸归宿，反而成全了自己的永垂不朽。这其实是杀人者最不愿意看到，却应该想到，很大程度上也无法避免的事情。

岳于两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有着不合时宜的天真。当然，这份天真根本不是坏事，但遇到疑心太重的君主，他们的仕途甚至生命，必然难以维持长久。

绍兴七年（1137）秋，岳飞去建康朝见高宗，直言不讳的建议早立养子赵伯琮（即赵昚）为皇储，以免金国在开封将钦宗之子立为皇帝。岳飞此举是为了宋朝的稳定，并非私利，更非想要干政，却让多疑的高宗大为不满。

而正统十四年（1449），在英宗被俘之后，于谦不赞成立两岁的皇太子为帝，带头拥立二十二岁的郕王，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英宗的感受，由此为自己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岳飞和于谦都被人说成是性格原因而遭遇横祸，但事实上，这些个性上的小小“瑕疵”，真的可以作为政治对手杀害他们的理由吗？

诚然，二人做事都不是八面玲珑，密不透风。但绝对不是缺心眼之人。高宗曾夸赞岳飞是“小心恭谨、不专进退”。所谓“迎回二圣”，也是岳飞跟着高宗喊的，是为了提振士气，高宗不喊了他也马上叫停。

于谦作为景泰朝兵部尚书，很注意不“捞过界”，既不反对接回英宗，又对景泰易立太子不明确表态，只是专注于军务。唯有在自己的领域，才坚持主见不愿让步，甚至有过"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的感慨。无限放大其性格问题，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了。

在《战士与苍蝇》中，鲁迅不不乏激愤的写道：

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牠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牠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这段评价，特别适合岳飞和于谦。

岳于二人都洁身自爱，因而家资有限，这一点反而为当权者所忌惮。

战国末期，秦国大将王翦率大军（号称六十万）伐楚之时，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这么露骨的“自污”，雄才大略的秦王政居然很受用，也很放心。

但岳飞和于谦，都不屑于王翦这种玩法，他们作为掌握重兵的高官，经手的军费难以统计，如果想贪污，有着太多的机会。如果想受贿，送礼的人很快就会门庭若市。但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对自己品质的要求，却让自己一直廉洁自律，找不到什么污点，这让当权者非常忌惮，当成是有政治野心的强烈信号。

岳飞认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表现出的远大气魄，与“直捣黄龙府”的豪情，在经历过“苗刘之变”、一度被赶下台的高宗眼里，只能被视为隐患。

而于谦坚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身为从一品高官却生活节俭，让人抓不住把柄，自然为很多同道所不容，也让英宗不爽。

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明明亡国灭种的威胁还在眼前，明明面对的不是狡兔而是恶狼，宋高宗偏要置“中兴四将”中年纪最轻、战力最强、军功最卓著、抗金意志最坚定的岳飞于死地，很有自毁长城的味道。

而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上台之后，面临的外部压力远小于赵构，但依然低估了鞑靼部孛来的野心，并埋下了深重祸患，只因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于谦，再没有于谦式的能臣为他赴汤蹈火。

但一个最不容忽视的问题量，赵构只比岳飞小四岁，他们完全是同龄人。赵构有过“苗刘之变”被赶下台的变故，对于掌握军权的武将本能的不信任，即便岳飞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也担心自己控制不住，到时候丢掉的就不光是皇位，而是老命了。

因此，岳飞的悲剧，很大程度上确实无法避免。而他所受的传统忠君教育，也不允许自己做刘裕桓温。

而明英宗比于谦小二十九岁，且天顺元年时，于谦早已经病痛缠身，多次期望告老还乡，连理论上的反叛图谋都不存在。在朝中，于谦从不曾结党营私，他下狱后为他说情的重臣一个也没有。

因此，英宗完全没有杀于谦的必要。所谓夺门之后“不杀于谦，此举无名”的说法是相当荒唐的。但自身的狭小气量，以及徐有贞们的挑唆煽动，还是让他走到了这一步，并让自己和宋高宗一样，成功了昏君的典型。

而岳飞与于谦，却永远为国人所景仰和缅怀。他们的身后之所，也成为了全国游客到访西湖的重要理由。如果没有他们二人，西湖在中国景区中的地位，也不会如今天一样。

西子湖畔安葬的民族英雄，除了岳飞和于谦二位少保，还有南明兵部尚书张煌言。他们三人，并称为“西湖三杰”。

在满清铁骑踏破中原疆土，又在江南制造无数血案之时，张煌言一介书生，正是在岳飞和于谦精神的感召与鼓舞之下，勇敢的掷笔提枪，毅然走上反清复明的艰巨道路，用自己单薄身躯，书写了反抗满清暴政的精彩篇章，也比较充分的兑现了他的军事天赋。

张煌言没有遇到宋高宗、明英宗这样的昏君，但却赶上了众多把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苦难之上的合作者。适逢满清势力最为强劲之时，张煌言纵然才华过人，殚精竭虑，终究改变了不时代大势。但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执着，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最好的诠释了岳飞和于谦的民族气节与抗争精神。

张煌言知名度不高，但能够与岳飞、于谦同葬西湖，就是对他事功与努力的最好肯定。而他的诗作《甲辰八月辞故里》，情真意切，文采飞扬，振聋发聩。笔者也以这首诗，作为本书的结尾，再度向两位民族英雄致敬：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