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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夺门之变谁之过（第6页）

但这一切，毕竟没有录像证明，也未必没有大臣愿意乖乖就范。只是史书上不记载罢了。内阁学士、六部尚书和侍郎这些高官，确实都安然无恙，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全都乖乖的跪下行礼，听天由命。

那么，政变者最痛恨的于谦，当时在哪里？

六、现场还原，于谦为什么“毫无作为”

一直期望告老还乡的于谦，并没有预料到料到十六日晚上会发生那样的一幕，还以为景泰能够掌控全局。

作为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王文也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可惜，他们的对头，已经要置他们于死地了。

于谦一直病痛缠身，一直试图告老还乡。不过，他之前探望景泰时，皇帝说他要在十七日上朝，于谦怎好意思不来？

但是，如果他在场，肯定不会这么乖乖就范、束手就擒的。

“天位已定，宁复有他”，是于谦坚守的底线。他恐怕不会容忍一个公开宣称不会复位的人，出尔反尔又当皇帝。

王文更不愿意，他已经把自己和景泰深度绑定了。而在几天之前，朝中甚至都传出谣言，说王文试图迎立襄王世子朱祁镛进京继位。

因此，他俩作为要犯，很可能在第一时间，就被英宗身边的士兵抓起来了。

英宗宣布复位的时候，景泰还在乾清宫休息，为即将到来的早朝做准备。《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中有记载：

这显然是后世文人挑拨这对君臣关系的段子。如果景泰怀疑于谦有谋反动机，就算不动杀心，在后者屡屡辞职时早就答应了。朱祁钰就算再糊涂，也知道朝中谁才是最值得自己信任的。

英宗夺了弟弟的皇位，景泰居然还连声说好，如果属实，那只能是讽刺了。

景泰当年没有杀英宗，英宗夺门之后，也未必马上想置景泰于死地。但大庭广众之下说这句“颇无恙”，有点类似永乐说解缙“缙犹在耶？”可以视作是在给手下发信号。同时也说明，景泰的病症，并没有兴安和群臣认为的那样严重——活不过十天。

英宗复位，当然要住回乾清宫。他把还有几口气的弟弟赶到西宫，严密看管起来。不过，这个西宫也不是荒凉的冷宫，而是位于西苑，由当年朱棣的燕王府改建的。

《明通鉴·景帝景泰八年》中记载：

方上皇复辟，帝方卧病，闻钟声，问左右为谁。既知为上皇，连声曰：“好，好！”逾月，帝崩于西宫。

在《罪惟录·卷八》中，查继佐干脆写道：

是（二）月十有九日，成王病已愈。太监蒋安希旨，以帛扼杀王，报成王薨。

不管各种版本如何行文，它们都承认景泰死时，距夺门已过去了三十来天。而且，如果不是被突然赶下台，被无情的赶到西宫，被一直囚禁折磨，景泰还能活得更长。由此也足以证明，在“夺门之变”发生之前，他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结论似乎并不成立。

而于谦和王文，则成为了政变的祭品。正因于谦生前一直是兵部尚书并总督军务，后世往往觉得他缺乏必要的警惕，未能阻止政变的发生，并给自己带来了不幸。但我们一定别忘了，于谦这几年非但身体不佳，还一直在争取告老还乡，只是景泰始终舍不得让他离开。

更何况，朝廷已经安排了新的兵部尚书石璞，于谦只能算个“看守部长”，随时准备退休，“疏于防范”也就不奇怪了。

在《国榷》中，作者谈迁中曾引了一段时人的如下记述：

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摧枯拉朽耳，顾念身一举事，家门可保，而两主势不俱全，身死则祸止一身而两主无恙。方徐石兵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景庙自全，功则归人，祸则归己，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以一死，保全社稷者也。

此人认为，徐石的密谋，于谦早已经知道了。他平定这场叛乱轻而易举，但这么一来，英宗和宪宗（朱见深）两个皇帝肯定都保不住了。而他听任夺门发生，宁可自己死，也要保两帝安全，保社稷平安。

于谦是个敢于任事，很有大局观的人。他争的从来不是个人的小利，而是国家的大利，民族的大义。

于谦也许并不反对朱见深当皇太子，但他对英宗的治国能力完全不信任，并不希望太上皇来吃“回头草”。

有明一代，当然没有像两宋一样明确规定“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但自从永乐政权巩固之后，四十余年也很少诛杀朝中重臣。于谦既然已经多次请辞，远离了朝廷纷争，也无意参与立储之事。他不相信早已经表态不再复位的英宗，还处心积虑的要搞政变。而且，他十四号看望景泰时，也不觉得皇上会不久人世。

说来说去，于谦还是低估了人性之恶，低估了小人之阴险。他们真是为了抢一个鸡蛋，不惜杀掉几万只母鸡。就算于谦早早辞职返回杭州，以英宗的个性，上位之后能放过他吗？只要看看这哥们对几个小人物的清算，答案只能有一个——“No!”

就算你躲在杭州不问世事，就以为万事大吉了？我也一定要把你抓到北京审判，以雪当年被废之耻。

大明第一首辅张居正死后，被他悉心培养的万历皇帝抄家清算。海瑞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于谦和朱祁钰身上。但于谦只是一个兵部尚书，不是内阁成员，说他是“救时宰相”，显然有点夸大事实。把未能阻止夺门的主要责任推给他，肯定更不公平。

平心而论，以陈循、王文为代表的内阁大学士们，肯定责任更大。他们就在宫城的文渊阁办公，更方便见到景泰，而兵部距宫城则有不小距离。

他们更有条件和义务来阻止这场政变。特别是王文，他和于谦从来不是政坛上的盟友，最后却因同样的“莫须有”罪名被问斩，实在令人唏嘘。如果两人早些结成同盟，徐有贞之流就很难有可乘之机了。

司礼监掌印太监兴安掌管锦衣卫，更是严重的渎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徐有贞和石亨等人能多碰头，并与英宗和孙太后达成了共识。

兴安在政变发生之前未能察觉，政变发生之时，也没有组织人手及时镇压，其表现堪称卧底。考虑到王诚、舒良、张永和王勤等太监都被问斩，而兴安居然能平安无事，实在令人浮想联翩。

景泰本人，得了重病那没办法，但让石亨代替自己主持祭天仪式，实在是愚不可及。对南宫疏于看管，对兴安的不作为不作惩戒，未能及时确定皇位继承人，却公开宣布十七日临朝，都给政变者提供了回旋余地。

当然，于谦自己做得肯定不是无懈可击，他也过于天真了，这是没有争议的。但于冕深夜告知父亲，于谦却毫不作为的段子，显然是后人编撰，借以为英宗涂脂抹粉。而这个典故，甚至有可能就是于冕本人放出来的，只为能早日给他爹平反。

那么，英宗一伙是怎么处理于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