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于谦以一已之力拯救了大明帝国,也许有些夸大其词;但说他是大明的捍卫者,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正统十四年的于谦已五十二岁,在当时已经接近老年了。但在八月之前,他还只是个兵部右侍郎,还远远称不上“肱骨之臣”。可就在年底,他就成为了无数人景仰的“救时宰相”,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国家昏乱有忠臣,民族危难见节气。没有土木堡之变给大明王朝带来的灾难后果,没有朝中重臣损失大半,在京城没有多少根基,也不善于经营人脉的于谦,也不可能脱颖而出,成为最受人尊敬的守城英雄。
一直以文天祥为偶像、以封侯拜相为努力方向的于谦,当然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登上C位。他宁愿自己平平淡淡度过一生,也不想国家和民族遭遇这样的大难。但当江山社稷出现重大危机,当必需有人挺身而出时,他也就责无旁贷了。
如果没有于谦,经历“土木堡之变”的大明政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一、丢失京城,国土急剧缩小,政权灭亡,元朝重新开启对整个中国的统治。这个概率无限接近于零。显然,也先完全不具备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政治智慧,瓦剌军队与峰巅时代的蒙古铁骑差了好几条街,也远不如后来的满清势力,想灭亡明朝完全没有可能。
三、参照盛唐安史之乱,京城丢失,国土沦陷,生灵涂炭,民族危机。但明政权通过几年甚至十几年努力,最终收复北京和北方领土。但国家经济蒙受的损失不可估量,无法再回到从前的盛世。这个概率为30%。
四、通过一场艰苦的守城战,明朝保住北京,赶走瓦剌。但京城将会受到极大破坏,这个概率为20%。显然,只有于谦,才敢于放弃死守城池的套路,敢于将大军开到城外,以“背城而战”的战术打败瓦剌,让他们连城墙的边都没有摸到,就不得不仓皇退兵。
有谁没谁,地球当然是照转不误。英雄史观肯定是不正确的,英雄的所作所为,也必须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有没有某些英雄,历史确实会变得面目全非。
没有项羽,秦朝的统治注定还会延续很久;
没有韩信,诸侯分裂的书面就会持续很长时间;
没有谢安,东晋就难逃亡国的命运。
而没有于谦,大明王朝的发展轨迹,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
正统十四年时的大明政权,立国仅仅八十一年,刚刚度过了永乐盛世与仁宣之治,显然还处于上升时期,国力强盛,却因英宗及王振的智障式操作,遭遇了国耻级别的“土木堡之变”,三个月后京师被围。形势堪比潼关之战后的盛唐,野狐岭大战后的金朝。
我们可以类比一下这两次危机。
天宝十四载(755),明明还处在开天盛世的大唐,却很快面临被彻底颠覆的风险。由于唐玄宗李隆基的长期纵容,掌握重兵的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造反。次年,还是由于李隆基的错误干预,唐军出关迎战,耻辱的丢掉潼关天险。这位皇帝丢下百万长安父老逃往成都。虽说肃宗李亨父子在回鹘帮助下最终平息了安史之乱,但唐朝已经元气大伤,不可逆转的走向了严重衰落。有偏激的观点甚至说,
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金朝还处在强盛时期的,而蒙古只是刚告别了原始部落。在长城外的野狐岭,金朝以四十万大军迎战成吉思汗的十万铁骑,结果遭遇到了可耻的崩盘,损失过半,并引发了国内政变。宣宗贞祐三年(1214),金廷放弃中都(今北京)逃往南京(今河南开封),从此一蹶不振,二十年后彻底灭亡。
明朝没有重现唐朝和金朝的急剧衰落惨剧,还能维持稳定统治近两百年,只因有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多亏有了于谦。这个之前从未上过战场的书生,受命于危难之时,担负起一个政权的命运,承受着无法想象的压力,却赢得漂亮,赢得彻底。
对比一下“东京之围”,就知道这场京师保卫战的伟大意义。
宋徽宗赵佶继位时的北宋,完全看不到亡国之相,反而是人口持续增加,农业与手工业持续发展,以东京为代表的商业城镇持续繁荣,甚至有学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已经突破了一亿大关。但因为徽宗的“神操作”,破坏了同辽国维持了一百余二十年的和约,与后起的虎狼政权金国签订“海上之盟”,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结果导致金军的大举入侵。
当时北宋的综合国力,并不比英宗时代的明朝差多少;建政仅十余年的金国,只是咯胜刚刚统一蒙古的瓦剌政权。和也先一样,金太宗吴乞买起初只想劫掠中原财物和人口,并没有灭亡北宋的野心。但徽钦二帝的软弱无能和狂秀下限,让金国看到了可乘之机;宋朝用兵战略的连连失误,终玩酿成了“靖康之耻”的灾难性局面,中原疆土全部丧失。
开封是一座和女真金国完全不搭边的古都,女真的进攻属于长途奔袭,甚至有被断后路的危险;但明朝的北京城,正是元大都的继承与延续,距离关外不足百里。更何况,瓦剌入侵北京,还可以打出光复大都、重建大元的旗号,忽悠一些意志薄弱的变节者。
北宋有李纲,有宗泽、有种师道,依然不能改变京城被攻破,二帝被俘虏,数万百姓被凌辱的悲惨命运。“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巨大创伤。
而瓦剌数万铁骑浩浩****开到到北京城下,指望能恢复大元荣光,却连驾云梯向上爬的机会都没有,在人类攻城史上留下了一个可笑纪录,只因他们遇到了一个克星,他的名字叫于谦。
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意志的力量以难以估量的。当大多数人都乱了阵脚,当悲观情绪弥漫整个京城之时,于谦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坚持、自己的睿智、自己的血性,冷静指挥、沉着部署,知人善任,书写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
他让二十二万人出城防御敌,不是头脑发热,更不是拿国家命运来做赌注,而是他相信,唯有这样,才能既最大限度的激发士兵潜能,又能最大程度的利用明军的装备优势。
于谦相信精神的力量,相信意志的奇迹,相信血性的可贵,但他也知道,最终决定战争胜败的,还是战术的高下,武器的优劣,阵型的好坏。
于谦倡导的“背城面战,炮骑结合”战术,无疑最能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给对手以有效的杀伤。德胜门、西直门和彰义门三场战役,他并没有冲杀在最前面。但谁也无法否认,他就是明军的决策灵魂,是赢得胜利的最大功臣。
正是于谦的运筹帷幄,明军将自身优势充分兑现,将瓦剌铁骑全面压制,自始至终占据着主动权,不给对手翻盘的机会。
有人甚至说,仅凭一场北京保卫战的丰功伟绩,于谦一介书生,就能跻身中国古代名将之列了。
而在他的背后,景泰的充分信任、充分放手,也对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的作战指挥,还要多亏石亨、孙镗和罗通等将官的精彩发挥。
每一位参战的大明普通士兵,都为这场战争倾尽了全力。
他们要坚守的,不单单是一座北京城,不仅仅是这三十五平方公里,更是整个中原大地,万里江山;
他们要捍卫的,不单单是北京城的皇族与官员,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精英权贵,更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国人,炎黄子孙;
他们要维护的,不单单是大明的道统,不单单是这个存在了八十一年的政权,更是华夏民族的礼乐制度,天理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