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网

第一章钱塘少年初长成（第3页）

于谦小时候，母亲刘氏给他梳个了“哪吒头”，这不过是当时小男孩的常用头型。可是，偏偏被和尚兰古春看到了。这哥们摸摸自己光亮的头皮，再看看眼前这个眉清目秀，有点小姑娘气质的小朋友，随口就说了句：“牛头喜得生龙角”。

和尚自己没觉得什么，于谦可不干了，立马对出了七个字，兰古春一听脸色马上大变，心情马上不好了。

原来，于谦说的是“狗口何曾出象牙”。相对和尚之前不怀好意的玩笑，这种毫不掩饰的反击，似乎有点小题大作。于谦回到家，请母亲改梳成三角发髻，然后又出门玩耍了。

哪曾想到，兰古春又在半路出现了。可能是想到自己之前受到的羞辱，和尚毫不客气地嘲笑说：“三角如鼓架”。话音刚落，于谦的对子就来了，这一回，真是把他彻底惹毛，差点没动手了。

于谦对的是“一秃似雷槌”。在围观者的哄笑声中，这位和尚悻悻而去。临走，像是为了挽回面子，他说出了一句永载史册的名言。

于谦都说他“狗口何曾出象牙”了，这句话又能有多重要呢？

三、少有大志，才会有一路向上的动力

中国史书上说，刘秀（东汉开国皇帝）命定要当天子；希腊神话则讲，俄狄浦斯王命定要杀父娶母。王阳明弟子宣称，老师生下来就注定能成为一代宗师。如果一切都是命运安排好的，那努力又有什么作用呢？

于谦的出生都被说得神乎其神，有关他成长中的故事，那肯定是更多了。根据《快园道古》的记载，吃了亏的兰古春，并没有回寺院找棍子抽人，而是这么讲的：

“这孩子骨格非凡，人莫能及。他日乃救时宰相也。”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书上就这么写了。其实，这则故事还不是张岱原创。与张居正同年中进士的南直隶太仓人王世贞，在生前堪称学术权威，文坛领袖。在《弇州山人续稿·于太傅传》中，他早就一本正经地写道：

谦生而颀晳，美容止，七岁，僧兰古春善相，见而大奇之曰：所见人无若此儿者，异日救时宰相也。

可见，张岱只是把王世贞的说法添油加醋地夸大了。后来，由清朝重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对王世贞的作品更是多有借鉴。因而在这部官修的《明史·于谦传》中，居然也有这样的内容：

生七岁，有僧奇之，他日救时宰相也。

七岁小孩子性格还远远没有发育成熟，让一个相面的和尚给鉴定未来，当然十分荒唐。别说当时（永乐二年）早已没有了宰相岗位，永乐坐稳江山之后，可以说是国泰民安，哪里来的危机，哪里需要英雄，哪里能有普通人拯救国家命运的机会？

这当然是用小说笔法写历史。也许始作俑者王世贞想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于谦有多么伟大，其事迹有多少传奇。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效果不是恰恰相反吗？把于谦通过多年不懈努力、甚至经历各种挫折与危险取得的成就，赢得的尊严，达到的境界，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命中注定，这到底是夸他，还是贬他呢？

但是，于谦从小就立下了不凡的志向，那绝对是真的。

有些孩子，年龄很小时就展示出了极高的天赋与过人的智商，但长大后却堕入平庸，如方仲永；也有些孩子，小时候显得似乎难有作为，却最终用事实让所有人看走眼，如曾国藩。而于谦，有着不错的底子，自己又特别用功，在同龄孩子中脱颖而出，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不知不觉间，于谦到了九岁。有一次，家丁去接小少爷回家，结果这孩子却成了街上一景，声势如同今日的网红。

一个衙役看到了，不禁脱口而出：“红孩儿骑马游街。”

当天，于谦穿的是一身红装，骑在一匹小红马上，特别拉风。不过，听到这句话后，小少爷的表演欲也就克制不住了，他当时就对出了七个字，把围观群众全都惊住了。

这孩子，可真不能小觑啊。

他说的是“赤帝子斩蛇当道。”没有一点考据功底的，还真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史记·高祖本纪》中，有刘邦醉酒斩白蛇的故事（跟《白蛇传》无关）。在书中，有一老妪宣称蛇是自己和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斩杀。刘邦听后不觉大喜，进而有了一统天下、号令四海的野心。小于谦讲出这番话，显然并不是想当皇帝，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不过，至少也传递出了他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

中国读书人，从来不掩饰对功名的追求，北宋大儒张载总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是历代文人努力的方向追求的梦想。而少年早熟的于谦，十岁左右就熟读了各类经典，“小神童”的名号就在街坊邻居中广泛传播。这种赞誉，反过来又激励他进一步努力，而不是沾沾自喜。

所以说，自律要从娃娃抓起，不然真的可能就来不及。

成年后的于谦，在《忆老婢》中对少年时光如此回忆：

我昔少年时，垂髫发如漆。

锐意取功名，辛苦事纸笔。

杭州的宜人风光，令外地游客流连忘返，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于谦来说，显然早就有了“审美疲劳”。他将自己的主要时间，全部留给了读书写作。至于“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传统，他也只能顾得上前一句。

在钱塘县城南，有一座号称“会当立马第一峰”的吴山。它左临钱塘江，右倚西子湖，峰峦叠嶂气质宏伟，古树参天处处葱郁，确实是夏日纳凉，春秋登高的好去处。但吸引于谦的，却是山脚下的“三茅书院”。

永乐十年（1407），十五岁的于谦考取了钱塘县官学生员，从此就开始了住校生活。不过，和大部分同学相比，他想回家是相当方便的——也就十几里路的事。

这里的藏书颇丰，经史子集门类齐全；这里的老师水准不俗，传道授业很有方法；这里的同学，也大都聪慧上进，懂得自律。虽说大家都是以求取功名为目的，显然有些功利，但就像今天的掐尖班中，严格的训练，也潜移默化的逼出了学生的潜能，提升了他们的境界。

同时，这些孩子也都有了更多机会，得以结交挚友，认识同好。相互鼓励，彼此切磋。略显遗憾的是，学校里没有女同学的位置，让大家少了很多表现的欲望和青春的萌动。

在父亲的感召下，于谦多年来一直将文天祥视为偶像，与家中一样，他在学校卧房的墙壁上，也庄重的挂上了这位英雄的画像，还写下了一篇赞词：

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亡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词，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载瞻遗像，清风凛然。

如今，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超过了二十万种，让无数读者陷入选择障碍之中。于谦生活的时代，传世之作当然要少得多，但也面临一个如何取舍的问题。在老师和父亲的启发诱导下，他特别推崇先秦两汉的学者文章，以及诸葛亮、苏轼的作品。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繁荣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两汉成就了司马迁和班固两位史学大师，以及贾谊、晁错、王充和王符等政论名家，他们的作品高屋建瓴、洞若观火，其中展露的经世济民理念，更是于谦相当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