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后,母亲抱着我跟着父亲来到上海帮忙打理生意,厂里的一日三餐都是她来做,空闲的时候也会走进车间搭把手,力所能及的活她都会帮忙。
每到过年,我们一家三口都会赶回四川老家。
行李箱每次都塞得满满当当,仿佛要把一整年在外打拼的成果全都带回去。
老家的亲戚都说我父亲在外地开公司做老板,没人清楚我们在外打拼的辛苦。
我们付出的劳累一点不比留在家乡做事的人少。
上海发展的速度很快,父亲租下的厂房每隔几年就要搬迁一次,或是因为房租上涨,或是因为拆迁改造,每搬一次,位置就往郊区更深处挪一点。
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业,父母没有给我更换学校,但我上学的路程却因此越来越远。
从最初二十多分钟的车程,慢慢拉长到半小时,最后单程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冬天清晨天还没亮,我就要出门等公交。
自此,家里定下了规矩,晚上十点之前必须上床睡觉,不然白天上课时没精神,撑不住。
年纪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和同班的本地孩子有什么区别。
慢慢长大之后才明白我和他们之间的身份鸿沟——别人拥有这座城市的户口,而我只是一个外来者。
厂房里除了我们一家人住之外,还住着帮父亲干活的工人。
有从安徽过来的大刘和小刘,他们是一对兄弟,相差三岁,白天跟着父亲外出送货安装。
还有江苏来的小王,年纪更轻一些,经常和大小刘聚在一起闲聊,偶尔还会说一些粗俗的玩笑。
和小王同住的是一个本地人,厂里所有人都喊他老顾,我礼貌地叫他顾大伯。他比父亲年长些,话不多,但手上的手艺还算扎实。
我年少时所谓的家,说是家,其实就是厂房边上搭出来的几排矮房。
矮房隔音差,夜里谁翻个身、谁咳嗽,谁压低声音打电话,隔着薄薄的墙壁都听得清清楚楚。
房间的地板都是水泥地,经常带着灰,下雨天的时候屋顶会叮叮当当的响,有时还会漏水。
厨房是柴火灶,一灶两口大锅,母亲每天都要烧水做饭,给父亲,也给那几个住在厂里的工人。
洗澡的浴室没有热水器只有冷水龙头,每天都要靠大锅烧热水,然后再用桶把热水提到浴室去才能洗澡。
热水总是优先给白天厂里工作的人,母亲基本上都是最后洗澡的那个,轮到她的时候一般已经是十点以后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家和厂并没有分开,吃住都在一起,过道窄窄的,窗对着窗,门也时常关不严,厨房的柴火味会钻进每间屋里,提醒着接下来就快到饭点了。
如今的我在市中心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可记忆始终停留在郊区那片油污弥漫、烟火缭绕的矮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