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了?”他说,“哪儿?”
“北京。”
“好。”他说,“我……等一下。”
我听见他跟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然后背景的杂音小了一点,像他走到了安静的地方。
“专业第几?”
“第四。”
“好。”他又说了一遍。
他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这边有点事。”他说,“晚上我打给你。”
我说:“好。”
那天晚上,他没有打过来。
第二天也没有。
第三天,我收到了一封信。
不是他寄的,是韩奶奶转交给我的——一个快递,从伦敦寄来的,里面是一套唱片,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全套巴赫,一套十二张。
唱片盒里夹着一张纸条,还是他那手瘦硬的字:
“恭喜。这是我十六岁那年,老师给我买的。”
我抱着那套唱片,坐在床上,坐了很久。
韩玉的麻烦,是在五月出的。
他高考失利——不是考砸,是没考上他想去的那所学校。
他的分数够本地的一所大学,但他非要去北京,非要去学金融,说韩雾能做的他也能做。
家里不同意。
然后是更大的麻烦。
六月的一个晚上,他跟一群人在外面喝酒,喝多了,跟人起了冲突,把人打进了医院。
对方家里有点背景,事情闹得很大,最后韩家赔了很多钱,还搭了不少人情,才把事情压下去。
那天晚上,韩奶奶罚他跪在祠堂门口。
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走到前厅,就听见一阵阵骂声。
“你还有脸回来?!”
“你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在拿奖了!你呢?你在干什么?喝酒,打架,进派出所!”
“你爸在欧洲,为了这个家拼命,你在后头给他捅娄子!”
“我们韩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我站在回廊下,隔着天井看过去。
韩玉跪在祠堂门口的青石板上,背挺得很直。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膝盖下面是青灰色的石板。他的头低着,看不见脸。
韩爷爷站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说。
张妈站在角落里抹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