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
赵总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没有了平时那种沉稳的、老干部式的从容。声音里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几乎是赤裸裸的疲惫和焦虑。
“老王,油价今天到了一百四十。“
“我知道。“王文远说。
“我们那个保守方案的锁价上限是一百三十五。现在高盛每天在给我们补差价,这部分没问题。但是……“
赵总停顿了一下。
“但是那笔三千八百万美元的期权保护费,在我们的季度財报里,是一笔独立的、已经发生的、无法冲回的费用支出。“
“审计署上个月来做例行检查,翻到了这笔支出。他们问我,为什么我们要花三千八百万美元去买一个油价跌破七十美元的保险,而刘建明的那家航司,一分钱都没花,照样锁住了上限。“
赵总的声音变得更加沙哑。
“老王,我跟审计的人解释了半天,什么叫敲出障碍,什么叫无限连带责任,什么叫尾部风险保护。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听懂。他们只看到一个事实——同样是锁价,刘建明零成本,我花了三千八百万。“
“他们在初步报告里写了一句话,我念给你听。“
赵总的声音开始发抖。
“该笔期权费支出缺乏充分的商业合理性论证,建议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决策失误或利益输送。“
王文远闭上了眼睛。
利益输送。
四个字。
在体制內,这四个字一旦出现在审计报告里,哪怕只是“建议核查“的措辞,也足以让一个国企掌门人夜不能寐。
“老王啊。“
赵总的声音在听筒里变得极其微弱,像是一个在深水里快要溺毙的人,最后伸出手,抓住了唯一认识的一根浮木。
“这回,你可害惨我了。“
王文远掛断电话之后,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他看著窗外那片灰濛濛的北京天空。远处的长安街上,车流如织,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正常得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已经拆开的中华烟。
他其实已经戒菸三年了。
但今天,他抽出了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在肺里停留了两秒,带来一阵刺痛的灼烧感。
他想起了纽约。
想起了唐人街那间瀰漫著檀香和白茶清香的茶室。
想起了那个穿著深蓝色大衣的年轻人,用一种冰冷到近乎残忍的语气,告诉他那些合同里藏著什么样的刀。
“绝对不要签下任何不设跌幅下限的无限连带责任对赌。“
那是陆泽对他说的最后一句实质性的话。
他听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