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结论是,1929年的美联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经济已经开始崩溃的时候,依然坚持紧缩货幣政策,生怕通胀復起,结果把一次可控的金融危机,变成了持续整整十年的经济噩梦。
正是基於这个研究结论,他在2002年的一次演讲中,放出了那句后来让他获得“直升机本“绰號的豪言:
“美联储永远可以通过印钞来阻止通货紧缩。
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用直升机把钱撒下去。“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相信自己手里握著对抗任何经济危机的终极武器。
但那是2002年。
那时候,他没有同时面对一个在失控的金融体系和一个在失控的大宗商品市场。
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的窗边。
窗外是华盛顿的深夜。
国家广场的草坪在路灯的照映下呈现出一种暗绿色,林肯纪念堂的轮廓在远处若隱若现,倒映在平静的宪法水池里。
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几个歷史符號,此刻都沉默著,像是在等待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事物的到来。
伯南克把手放在冰冷的玻璃窗上。
他在心里,把那道无解的方程式,又算了一遍。
如果继续宽鬆,继续降息:
美元继续贬值,大量热钱涌入大宗商品市场,油价继续上涨,普通美国家庭的汽油帐单和食品帐单继续膨胀。
加油站里,看著计价器发抖的蓝领工人们的处境会更糟。
如果停止宽鬆,甚至加息:
那些靠著低利率才能维持运转的槓桿机器——雷曼,美林,aig,以及无数中小银行——將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更快地走向流动性枯竭。
那道已经出现在整个金融体系的裂缝,会以更快的速度撕开。
两条路,两个深渊。
他站在这两个深渊的中间,脚下是一条宽度越来越窄的钢丝。
这是一种他的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没有教过他怎么处理的处境。
他想起了他的导师,想起了弗里德曼的那句“直升机撒钱“,想起了他在课堂上无数次引用过的费雪方程式和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理论。
那些理论,此刻感觉像是一套精密的、在实验室里反覆验证过的工具,但当他真正站在现实的面前,他发现实验室里的器皿和现实的熔炉,並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不能让1929年重演。“
这是他对自己最深的承诺,也是他坐上这把椅子的原因。
但他同时知道,如果他为了阻止1929年重演而用力过猛,他可能会亲手点燃另一场1970年代式的大滯胀。
他不知道哪个更坏。
歷史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先例。
他转过身,重新坐回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