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些。
没有对方案风险的任何实质性评估,没有对衍生品结构的任何专业拆解,没有对当前油价是否处於歷史高位的任何判断。
只有“表示出较高的兴趣“和“预计启动正式签约流程“。
王文远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杯子碰到桌面发出轻微的声响。
他从隨身带来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深红色的文件袋。
这是他过去两周自己整理的材料。
三份不同投行给国內企业提供的燃油套保方案。两份国內经济学家撰写的分析报告。一份来自某国有银行风控部门的內部质疑意见——那份意见写得非常谨慎,每一句话都留有余地,像是作者生怕说得太明白会得罪人,又生怕说得太模糊会显得不负责任。
王文远把这些东西一页一页翻过去。
他看不懂那些希腊字母。
delta,gamma,vega。
这些词对他来说,和外语没有区別。
他是学政治经济学出身的,在发改委做了二十多年的宏观政策分析,对gdp、匯率、贸易顺差、產业政策如数家珍。但这些打包在精美ppt里的、以希腊字母命名的衍生品参数,是另一套完全陌生的语言。
他看不懂,但他不需要看懂。
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当对方把合同写到一百二十八页的时候,有用的信息永远不在前三页。
他在体制里见过太多次这种模式了。当一个方案的说明文件厚到让对方看不完、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看不完的时候,那些真正重要的、真正危险的条款,就会被安静地埋在第八十页,或者第一百零七页,或者第一百二十八页。
等到问题爆发的时候,对方会从容地翻出那一页,指给你看:“这里写著的。你当时签字了的。“
他见过太多次了。
他合上文件袋,抬起头,看著窗外那片灰濛濛的北京天空。
长安街上的车流不停。这座城市以一种永恆的、与他无关的节奏运转著。
会议室里,旁边的几个人还在低声谈著什么,偶尔有人翻动文件的声音。
王文远重新低下头,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號码。
这不是办公室的外线,而是他的私人手机。
“小刘。“
“王局。“
对方接得很快,是他的联络秘书,二十八岁,勤快,嘴严。
“我问你,纽约那边,有没有人能真正看懂这些东西。“
“您是说……“小刘的声音里有一丝谨慎,“是要找专家顾问做评估吗?这个渠道,我们可以联繫几家国內的金融研究机构——“
“不是学者,不是智库的。“王文远打断了他,语气平,但带著某种不容置疑的分量,“是真正在里面打过仗的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王局,您说的是……林先生介绍的那个年轻人?“
“嗯。“
“他最近在贝尔斯登那件事上……动静很大,华尔街现在都在盯著他。但他那边,林先生说,他手头有仓位在跑,时间上不太好確定。“
王文远把那个深红色的文件袋推到桌边,看著窗外的天空。
他在心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时间算术。
四月十五日,他在纽约有一个多边协调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