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一出来,检察官的笔停了一下。
岛崎母亲的身体在旁听席上微微前倾,像是想说什么,被她的律师压住了手臂。
法官推了推眼镜,在面前的纸上记了几个字。
田中律师点点头,接着问:“岛崎太一及其同伴在你身上施加的身体侵害是否具有任何形式的『合意』?”
“没有。”诗织的回答几乎紧接在此问题的末尾。
“我和岛崎太一素不相识。我从未说过任何可以被误解为同意的话语。我一直试图挣脱,但他的手掌卡住了我的喉咙。——这不是合意。”
她指尖轻触自己喉咙两侧的旧伤痕,虽然现在它们已变成淡褐色的愈合痕迹,但她的指尖仍然能隔着空气感受到那些指骨的形状。
然后检察官要求交叉询问。
检察官站起来,他的脸部肌肉不多,但在提问之前他先看了诗织一瞬。这一瞬是检察官的职业病——通过观察来预判证人底线。
“白石小姐——”他的声音比刚才的陈述更平,更慢,像是在小心地穿过薄冰。“你说你当时意识是清醒的——对吗?”
“是的。”
“那么你还记得——被告用铁管击打岛崎太一等人时——打了几下?分别打在什么位置?顺序是怎样的?”
“我不太清楚。”诗织说,“我当时无法清楚地从背后看到击打位置。但我能听到击打身体的声音。一共几下——我没有数。我只知道是他在保护我。”
检察官没有追问击打次数。他换了一个角度。
“被告对你说过任何关于——『要报复这三人』之类的话吗?在事发之前或当场?”
“没有。”
“——那么事发之后呢?在公寓里。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否向你表示,他对于使用暴力这件事没有任何后悔?”
诗织张了一下嘴。
然后闭上了。
她记得他说了。
“如果重来一次,我还会这么做”。
但她没有办法在法庭上回以这句话,因为她知道这句话会让检察官拿到他需要的全部东西——一个对伤害行为“无悔意”的加害者。
而她同时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出于暴戾,而是出于——他爱她。
她对他说不出谎。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他和我说——他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他没有后悔保护了我。”
检察官的眼角微微动了一下。这句话的模糊性让他无法精准攻击,但他还是转向了法官。
“审判长——根据证词和现有证据我想提醒法庭注意几点。
一、被告当时使用的铁管并非随身携带用以自卫,而是随手从垃圾堆旁捡到的凶器。
二、被害人岛崎太一当时已被击倒并丧失反击能力的情况下,被告仍在继续施加暴力,直至于将其殴打至颅骨骨裂。
三、证人白石小姐本人的证词并不能证实通过继续施加这种暴力来阻止侵害的必要性——她描述了被告的到达后侵害还在继续,但对于击打过程的具体情形她无法确认。
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足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种行为,在实质上,超出了刑法所容许的正当防卫范围。这属于对已完成侵害的报复——”
“不对。”
诗织的声音突兀地打断了检察官。
审判庭里所有人都转了过来。
法官抬起头,法警略微向她挪近了一步。
但她没有看检察官,也没有看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