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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平反昭雪快人心（第5页）

朱瞻基死于正月初三，朱祁钰则是在二月离世的，父子三人都没有活过四十。堂堂的三位大明天子，一国之君，寿命居然都远远不如普通人。而这爷仨的短命之因，尽管史书上遮遮掩掩，恐怕都和床帏之事关系很大。

更值得强调的是，正月十七，正好是夺门复辟的日子，也就是说，英宗“二进宫”整整做了七年皇帝，一天也不少。

英宗与朱祁钰原本可以成为兄弟和谐、手足情深的典范，可惜造化弄人，他俩最终也和无数皇室兄弟一样，走向了相互犯忌、陷害甚至谋杀的道路。他们的父亲九泉之下有知，当然会非常心痛；而大明王朝经过土木之变、夺门之变和石曹之变的损失与折腾，则不可逆转的走上了下坡路。

如果把英宗和思宗崇祯皇帝做个对比，也会发现一些“神同步”。

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和也先紧密配合，共同执导了令后人不可思议的土木堡之变，并催生了十月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整整三个甲子之后，崇祯二年（1629）因边防疏漏，皇太极率后金大军侵入关内，形成了“乙巳之变”，十一月，袁崇焕等人又领导了一场北京保卫战。

两场战争均以明军获胜、入侵者被迫撤退告终。但事后，保卫京师的英雄于谦与袁崇焕，均被皇帝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处决，倒在了自己浴血保卫的城市。

天顺八年正月（1464）英宗驾崩，给儿子宪宗留下一个烂摊子；一百八十年后，崇祯十七（1644）年三月，李自成占领北京，思宗在煤山殉国。也就是说，两场京师保卫战，距两个皇帝的驾崩，正好都是十五年。

相比英宗被俘之后的率兵扣关，崇祯的骨气还是令人尊重的，但他执政期间的脑残行为可能更多。不懂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历史总会给他教训。

宋高宗赵构杀害了岳飞，明英宗朱祁镇杀害了于谦，后世很难不将这两个皇帝放在一起比较。在高宗那里，“恶有恶报”法则完全失灵，他一直活到八十一才寿终正寝，在历代皇帝中仅次于清高宗乾隆（89）和梁武帝萧衍（86），实在让后人感慨，赵构的心理素质真是过硬，根本不怕鬼敲门。相比之下，英宗在三十八岁时就重病缠身，饱受痛苦之后离开人间，似乎是在为杀害于谦还债。

而夺门之变中的主要骨干，恰恰都是被英宗铲除的。如此一来，后世对这位皇帝，也不会太过苛责。

而且，英宗临死之前做的一件事情，为他挽回了不少口碑。

英宗将太子朱见深召到病榻之前，艰难的、一字一句的说：“以人殡葬，我所不忍。此事宜我而止，后世不可再有这样的事。”朱见深还能说什么呢，肯定是流泪答应。

从此，明朝历代皇帝实行的妃嫔殉葬制度，就此废除了。不过，仅仅为了这么点小事，就说什么英宗“是个好人，不是好皇帝”，纯属夸大事实。

在《天顺日录》中，天顺朝重臣李贤毫不掩饰的称赞：

正统十四年间，上在位未尝有失德事。当时王振擅权，致有土木之变。上既回銮，入南城，天下人心向羡慕不衰。及景泰****载度，臣民失望，一闻上皇复位，无不欢欣鼓舞。

这种说法，恐怕代表了当时很多大臣的立场。那么，真的是这些人智商欠费，看不清事态的本质吗？当然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才是混迹官场乃至步步市长必需的素质。

作为大明历史上唯一一个享有两个年号的皇帝，英宗在内政上建树平平，对外政策更是失误连连。正统时坐视瓦剌崛起，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并催生了土木之变，好在有于谦收拾烂摊子。而在景泰朝时，瓦剌已经衰落了，但鞑靼却又很不配合的悄然崛起。

天顺五年（1461），鞑靼太师孛来趁朝贡的机会，窃据了陕西北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河套区域。之后一百余年里，大明饱受“套寇”之祸患。

十八岁的太子朱见深继位之后，改次年年号为成化。

他给父亲上的谥号是“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庙号则为英宗。这个“英”，绝非英明、英武的意思，而是“英年早逝，大业未成”。

此前，北宋英宗赵曙和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都是早早去世，政绩平庸，显然，英宗绝对不是什么好庙号。

朱见深深受宫廷斗争之苦，经历了废而又立的悲喜剧。他从小由宫女万贞儿养大，两人相濡以沫，终究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成为了后世文人嘲笑取乐的对象。不过，朱见深上台之后，也有一些亲民之举，并为自己赢得了不少好评。

成化二年（1465），在经历了八年流放生活之后，于谦之子于冕从龙门回到京城。他很快向朝廷上书，希望能遵照南宋为岳飞平反的先例，赐予父亲谥号，并春秋庙祭。

显然，于冕敢这么做，肯定得到了朝中一些实权人物的支持。宪宗没有历史包袱，当然可以听取民意，为自己换取好名声。他首先恢复了于谦的少保和兵部尚书官爵，并派专使去杭州谕祭于谦墓，并颁下了诰谕：

于谦有北京和杭州两故居。成化下令将于谦北京故居改为“忠节祠”，以方便顺天府百姓纪念缅怀。

成化还恢复了景泰的的帝号，追谥“恭仁康定景皇帝”，并重修其陵寝。虽说谥号仅有五字，远不及明朝皇帝定制的十七字，但总算承认了叔叔的帝位。

想当年，朱祁钰亲手废掉了朱见深的皇太子身份，代之以自己的独子朱见济。成化此举，显然有以德报怨的因素，也博得了朝野的广泛好评。相比锱铢必较、连小太监都不放过的他老爹，做儿子的显然要大气不少。

于谦平反的消息传到杭州，家乡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在当地士绅的组织下，市民们向巡按御史刘魁请愿，要求依据成化诰谕中的”朕心实怜其忠”，将太平坊南新街的于家老宅命名为“怜忠祠”，从而与北京的“忠节祠”南北呼应，共同纪念这位挽救了大明江山的民族英雄。

经过请示朝廷之后，刘魁同意了百姓的要求。而于冕则总结了父亲的一生功绩，并邀请大理寺卿夏时正撰写《怜忠祠记》，总结了于谦的光辉一生，盘点了他的心路历程，并深情的讴歌了他的浩然正气。其中写道：

呜呼，天道好还，不疾而速如此哉！而公保安社稷亿万世以无虞，至仅天语“怜忠”，沛然时雨之降，浣慰忠魂于地，历千百年犹生存，计公有所图报，如生存应当结草以自效也。

公道自在人心。于谦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在万千国人心目中树立起了不朽丰碑。纵然时光流转，对他的缅怀追忆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