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见深才三岁,比英宗当初继位的年龄还小得多。无论是孙太后还是钱皇后“垂帘听政”,都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大明可是严令后妃干政的。再说了,她们根本没有张太皇太后的能力和威望。
而且,英宗可是朱见深的亲老子,如果瓦剌绑着他来到北京城下,要求把小皇帝送出来参见老爹,那如何应付?
再次,一个监国身份,显然不利于朱祁钰威望的积累。
左顺门事件已经无情的证明了。没有足够的权威,杀伐决断就会遭遇很多阻力,在京城危机之时,肯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作为英宗唯一的弟弟,宣宗皇帝的亲孙子,如果当哥的出了意外,他继承大统,并没有改变世系。
最后,只有立一个新皇帝,才能大大降低英宗在瓦剌侵略者手中的价值,为即将到来的明蒙下次决战留下回旋余地。
有鉴于此,让朱祁钰上位,不光是于谦个人的大胆想法,可以所是众望所归。王直、胡濙两位重臣都是坚定的祁镇党,但大敌当前,京城危急,他们已经不相信英宗能活着回来了,不立朱祁钰,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其他大臣眼见敌军势大,太子年幼,也纷纷认同这种想法。
八月二十九日,王直、于谦等六部尚书、内阁学士和其他重臣,结伴来到慈宁官拜见孙太后,并直言不讳的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速定大计,以安宗社。”
孙太后当然不想答应,她还指望英宗回来继续当皇帝呢。但奈何群臣的意见一致,她并没有张太皇太后的威望。而且,大臣们一致承诺,朱见深的太子之位不会动摇,也就是说,皇位终究还是要回到英宗一系的。
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孙太后终于答应颁下懿旨,立朱祁钰为皇帝。
于谦等人当然非开心。他们随即来到郕王府,转告了请他登基的想法。各位觉得朱祁钰会如何反应呢?
是欲迎还拒,是非常兴奋,还是不动声色?都不是。
“你们……你们这是要害本王吗?有皇太子在,你们怎能不顾祖宗法度?”
朱祁钰非常惊恐,非常抵触,非常不同意。当然,很多皇帝在登基前,都要搞个三推四让,以表现自己的谦虚,这是不成文的潜规则。但朱祁钰跟他们不一样,他是真的不想当这个皇帝。
其次,北京城内已经没有多少兵了。瓦剌一旦打过来,自己很可能像宋钦宗一样可耻的投降,也可能像宋高宗一样狼狈的逃窜,甚至有可能成为亡国之君。他的所作所为,都得写进实录,跟他哥一样丢人现眼。
再次,他在北京城中根本没什么亲信,没有自己的执政班子,能不能hold住当前的文武大臣,他根本没有信心。就算当上了皇帝,也很容易被权臣架空,成为傀儡和背锅侠。
最后,左顺门发生的一幕,让他想起来就心有余悸。这帮大臣太生猛了,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他生怕马顺等人的悲惨命运,有一天会落在自己头上。
面对这样的皇帝,于谦只有循循善诱。他认真的说:
“臣等这么做是为了江山社稷,并非私心。希望殿下以国事为重,早安众人之心。”
景泰资质太差,也是宣德的亲孙子,也是大明贵胄,血管里也有不认命不服输的血液。
于谦又继续开导他。
“社稷为重,君为轻。眼下国家处于危难之秋,正统北狩,殿下要担起责任,以不辜负太祖太宗在天之灵。”
从于谦的眼神中,朱祁钰看到了期盼,看到了信任,更看到了忠诚。他从而相信,这个在正统年间不怎么受待见的忠臣,会责无旁贷的帮自己度过难关。
“好吧,那本王就为皇兄暂代皇位!”这位年轻人显然被感动了,他的信心也有了很大提升。
九月初六,在一场相对匆忙简单却又相当庄严的登基典礼中,二十二岁的朱祁钰穿上龙袍祭告天地,成为大明开国以来的第七位国君,遥尊远在大漠的哥哥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
孙太后先立皇太子朱见深,再同意新皇朱祁钰登基,预示着这位大明景泰皇帝,从上任伊始,其统治就埋藏着太多变数和危机。
对于谦的仰慕者来说,带头拥立景泰,是他最重要的事功之一;
而对他的诋毁者来讲,英宗明明还活着,不想着先把皇帝救出来,就“急不可耐”的拥立新皇,这不就相当于搞政变吗?
这种观点当然不值一驳,相比毁誉参半的袁崇焕,于谦的口碑是一边倒的正面。但于谦拥立景泰,却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国官场的生存哲学,是“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中“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什么都不做,就永远不犯错。
但是,有些事情,总得有人挑头,才能最终落实。
但是,想成为英雄,必然要为人所不为,能人所不能,才能得人所不得。于谦之所以成为于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担当与魅力。
事实证明,景泰的上台,对之后政局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未来的挑战,无论对于谦还是景泰,都是非常严峻。